正文
几番劝说无效，东北女人变了脸色，甩给陆晓琳一张“入职协议”：要么拿200元路费回家打工，要么在这好吃好喝住一年挣18万，哪条路好走，自己看着办。
爱加国际与代孕者签订的“入职协议”
犹豫了一会儿，陆晓琳还是拿过那张表格，依次填写身高、年龄、学历，出生年月、血型、是否结婚、是否生育、生育日期、顺产/剖腹产、例假时间、能否接受双胞胎、能否接受剖腹产等条目，并签上名字。
随着入职申请表一起收走的，还有她的身份证。对方并不掩饰这样做就是为了约束行动自由。为防止代妈怀孕期间中途逃跑，18万元的佣金分五次发放，最多的一笔在生育后支付。在此期间，代妈外出活动需事先申请，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严禁夜不归宿，春节期间也不得外出。
一位代妈因母亲去世申请回家处理丧事，遭遇强硬拒绝。中介说：谁去世也不准回。家里人叫你回去无非是为了分摊费用办丧事，你在这挣钱了，打五万块回去就行，家里人肯定乐意。
宿舍隐蔽在海淀区知春路附近的居民小区里，一套两居室，每间卧室两张上下铺。住了一段时日，陆晓琳才渐渐知道，先以捐卵之名引人过来再说服其转做代孕乃是常态，东北女人也并非这里的专职员工，而是游走于各家代孕中介之间提供代妈资源，每促成一单，抽五千元介绍费。
这是一个时常有人员流动的临时集体，代妈们来自全国各地，习惯不同，性格各异，处理好人际关系不是件容易事。为维持秩序，中介鼓励代妈们相互监督检举，举报者奖励，违规者罚款，例如如果有人逃跑，全宿舍每人罚款五百元，十天不发放零食。陆晓琳性格内向不爱讲话，为躲避是非，她买了一只黄色的玩具狗每天躺在床上发呆，盼着早日领到佣金恢复自由。
事情并不如她预想般顺利。接受移植前，代妈们需注射黄体酮，服用补佳乐，目的是增厚子宫内膜，抑制妊娠子宫的活动，使受精卵植入后产生胎盘。但她连续三个月内膜厚度都达不到移植标准。中介指示她拼命喝豆浆，第四个月终于体检通过，却移植失败，还得了盆腔炎，卧床休息了半个月。
第五次尝试前，公司遭到举报，中介将所有代妈召集在一起开会，宣布转移住宿地点，移植一律暂停。看着五六十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间屋子里，陆晓琳既感到惊讶，也有些心急：她们都能怀上，我为什么不行？
催生出这番带有魔幻色彩情景的，是日益庞大的不育群体积蓄起的急切需求。中国人口协会200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15％，这意味着平均每六对夫妇中就有一对无法生育。
一对南方中年夫妇婚后七八年间试遍了治疗不孕不育的方法，其间女方遭遇意外，子宫整体切除。万般无奈下，他们选择了去美国加州代孕，终于在女方40岁时有了孩子。
身边有人暗地里议论“孩子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他们觉得这些人完全没有理解他们的难处：“我们这种情况，代孕是唯一的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特别为我俩感到骄傲，能坚持到这一步的，都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感情。但凡有一点不合，哪经得起这么多年的煎熬折腾？早离了。”妻子说。
类似的强烈需求催生下，地下代孕产业在隐秘角落里生根发芽，渐渐发展成了一门大生意。一端是手握重金却难续香火的财富阶层，一端是具有生育能力却收入微薄的贫寒女性，另一端是渴求更高物质回报的妇产医护人员。嗅觉灵敏的中介捕捉到三者间潜藏的商机，将各方需求对接在一起，构建起了一条以新生婴儿为交易物的地下产业链，并盘踞各方之间，抽取巨额分成。
这是不受法律支持且周期漫长的地下交易，不到孩子成功降生的一刻，交易便始终在各方难以相互信任的情形下向前推进，期间多有相互隐瞒乃至欺骗。
等待移植期间，陆晓琳常常和四五个代妈一起被叫到中介的办公室，接受客户的询问挑选。谈话双方地位并不对等，客户有权询问代妈的各种私人信息以做出决策，代妈却绝不能打探对方的信息，这是不可触碰的禁忌。一些客户为防止泄露隐私，带着帽子、墨镜与口罩，几乎要把整张脸都盖起来。
然而，代妈们告知客户的，也未必都是实情。每次面对客户前，中介都会叮嘱陆晓琳一套话术，例如虚报例假时间，让客户觉得可以尽快移植。遇上介意年龄的客户，中介还会事先告诉代妈一个年龄，并作好假身份证提供给客户。
经历了重重波折后，陆晓琳终于在第六次尝试移植时怀孕成功。然而一个多月后，她觉得状况有些反常。以往在宿舍里每顿饭只吃一碗面条，移植后却要吃两三碗，并且吃完一小会儿就又开始发饿，心慌头晕，腰部胀痛，浑身出虚汗。
曾经的生育经历让她觉得，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
三
陆晓琳当时还未结婚，但曾经生过一个孩子。20岁那年她未婚先孕，男方母亲嫌弃她个头矮小家境一般，不但否决婚事，还把孩子送给了别人。陆晓琳深受刺激，决心一定要多赚钱让人瞧得起，一脚跨进了代孕行业。
随着腹部日渐隆起，腰部胀痛也愈发剧烈，这与她首次生育时的感受大不相同。
她担心身体会出大问题，害怕自己挺不到拿满18万酬劳的那一天。
大部分代妈们进入这一行的原因都是贫穷。有代妈曾在同一家代孕中介长期驻守，五年生了四个孩子，因为“做什么事都不可能这么容易赚钱”。这门生意显著改善了代妈们的物质条件，不少人对此流露出感激之情。陆晓琳接触过的代妈最大40岁，最小的刚成年，一个来自云南农村的代妈常常跟她念叨：每天什么都不用干就能赚这么多钱，我从来没有过过这么舒服的日子。
在代妈圈子里待久了，陆晓琳发现这里像个小社会，不同人心态差别很大，活法也不同。中介三番五次让她介绍朋友来代孕，每笔提成五千元，她总是不好意思跟人提起这件事，怕让人瞧不起。可身边另一些人却总有办法拉新人入伙，不但收入颇丰，还在代妈中扮演起领袖角色，姿态潇洒。
除北京外，广州、深圳、武汉等城市也是地下代孕产业的高发地。珠三角聚集着大量女工，一个人做代孕尝到甜头，往往会去工厂里鼓动一批人加入。陆晓琳生怕家人知道代孕的事，一直谎称在北京打工，而另一些代妈不但不避讳，还把村里的亲戚邻居一一叫来，全村女性集体代孕，“共同致富”。
更有头脑活络的人，尝试向代孕产业链的上游迈进。陆晓琳认识一个负责管理代妈日常起居的董姓女子，多次代孕失败，却因“脑子聪明，会来事儿”深得老板信任，还把丈夫也拉进公司当司机。
“这种情况太多了。”我在武汉见到一位朱姓中介，聊起这件事时他说道：“过两年肯定自己单干，毕竟做这个都是为了赚钱，谁也不可能甘心给别人打一辈子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