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的新现象与新理论

阶级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议题和范畴之一(Huws，2014)。20世纪60年代欧美新左派社会思潮及运动失败后，“阶级”话语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遮蔽；进入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确立使得社会政治、经济、职业结构以及文化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现实表明:“尽管阶级划分是持续的，但‘阶级’的观念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核心话语或政治组织原则的重要性”(罗丝玛丽·克朗普顿，2011，p.5)，在学术界与日常生活中逐渐边缘化。

面对阶级分析、阶级话语被消解的社会与学术现状，政治经济学者呼吁:“按照马克思的意愿阅读马克思。”(大卫·哈维，2014，p.14)在他们看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仍然是认识和研究社会现象的根本理论和方法。在数字时代，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教师、数字媒体技术相关工作者等群体成为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等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关注的“知识劳工”。较高的收入以及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些群体受剥削的本质，并给予他们“中产阶级”的假象，从而消解了其阶级身份认同。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强调对阶级意识的分析，聚焦于整个阶级而非个人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享有的共同利益与前景(哈里·布雷弗曼，1978)。如在我国的传媒产业中，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相伴随的是，媒介知识劳工曾经承担“思想工作”和“宣传任务”的“文化干部”的政治身份不断被商品化，最终沦为“市场定价”的劳动力商品(王维佳，2011)。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介知识劳工向市场主体和自由劳动力身份靠近的方式更多元化，程度也更高。譬如集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编辑专业知识为一体的自动化新闻，一方面使更多的新闻记者从繁重的新闻写作过程中“抽身而出”；但另一方面不断取代他们的工作，产生了数量庞大的自由新闻记者或撰稿人群体。不可否认，数字时代知识生产领域中自动化过程的加速迫使人们对之前认为不可替代的职业进行重新的认知(Carlson，2015)。

与此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阶级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数字时代普遍受教育水平较高、掌握最新科学技术的知识劳工社会地位的提高与产业工人迅速失去其对生产和技术革新的控制紧密相连(Yao，2014)。在全球传媒产业中，劳动力市场越来越“临时工化”，作为大众传播产业中劳动者的媒介知识分子越来越“无产阶级化”(Ross，2009；乌苏拉·胡斯，2011)。在我国，媒介知识劳工的地位、角色和前景也正在不断发生改变，其产业工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在赵月枝和罗伯·达菲(Zhao & Duffy，2007)看来，阶级内部权力的重组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能厘清这些变化，就无法深刻地解读我国社会经济变化的总体特性。

女性主义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世界左翼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成为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由此，社会性别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传播学批判脉络中重要的理论概念。在这一理论脉络影响下，传播学的批判路径强调对当前不断结构化的传播产业展开分析，进一步揭示已融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中的社会性别塑造过程及其与媒体、传播产业之间的构连。社会性别的权力等级与其他社会结构要素相互交织，并通过媒介再现、塑造、固化，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性别秩序的再生产。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下的社会性别研究与阶级、民族、城乡问题不可割离。自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回溯经典从马恩著作中寻找批判理论起，女性主义者不断关注物质劳动与生产剥削问题，其中的一个关键议题是探讨社会性别的身份建构与权力关系如何在全球媒介文化产业中的形塑、复制与强化。数字技术方兴未艾，对女性的生产、消费过程带来了新的剥削与宰制，进而为女性追求平权运动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曹晋等，2014)。有学者尝试通过返回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固本清源并重新发掘具有生命力的理论脉络。他们批判地利用马恩著作来描述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要旨，论证莎拉·佩林(Sarah Palin)所谓的女权属于马恩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表明意识形态批判是研究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要学术工作，并以此来指导学者的政治活动(Rodino-Colocino，2012)。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与全球社会转型的语境下，社会性别问题与全球媒介组织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玛格丽特·加拉格尔(Gallagher，2008)在其研究中综述性地讨论了全球媒体组织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通过研究表明女性在媒介传播实践中遭受的压迫是全方位的，从雇用、决策过程中的性别歧视，到媒介文本里女性话语的缺失。作者同时列举了在面对上述不平等性别问题时女性主义社会运动的新形式。与此同时，莱斯利·谢德(Leslie Shade)与尼基·波特(Nikki Porter)在其论著中通过对奥尔森姐妹所创立的双星娱乐集团(Dualstar)对孟加拉国女工宰制的分析，揭示出当前社会性别议题的跨国语境，并强调西方发达国家时尚产业的繁荣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劳动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Shade & Porter，2008)。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传媒体制改革，也催生了内生的劳动过程中性别不平等问题。我国出版产业中的女性编辑人员在市场经济转型大潮中所遭遇的不平等、工作强化、性别歧视等问题，是当前社会转型中劳动力编制改革与社会保障体系瓦解所导致的必然结果(Cao & Murdock，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