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学者就认为“都”是介于乡和里甲之间的地域单位，形成乡—都—图或者乡—都—里/甲的格局，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两湖许多地区，“都”也具有“里”的意义，比如湖北通山、湖南湘潭等地，县下编有“都”，每都下面分作十甲，这里的“都”显然是和里甲中的“里”是相通的。类似的还包括“乡”的问题，史料中类似东乡、西乡、南乡、北乡啊，只是一个表示方位的地理名词，是表示地望的，并没有实际行政方面的意义。但也有个别地区存在特例，比如明代湖北东湖县（就是现在的宜昌市）设有9个乡，其实就是9个里，这里“乡”也具有“里”的含义。
在我看来，乡里组织涉及三个概念，第一个，赋税征收系统；第二个，行政管理系统；第三个，地理系统。现在有些问题为什么很麻烦呢，因为它们之间往往很模糊，并没有很明确的对应关系。比如明代的时候，赋役系统和行政系统是合二为一的，里长、甲长既是一个管理的层级，也负责赋役征派。到了清代，里甲则逐步演变为一种具有“账户”性质的征税单位，保甲成为乡村基层组织。更为重要的是，每个地方的乡里组织，既来自于国家行政权力的规制，同时也受历史传承及地方习俗、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与自然环境和聚落形态息息相关。其名称则因为习俗、语言等差异而五花八门，但很多都是“名异实同”。
通山县乡村的廊桥——红卫桥
两湖乡村祠堂的分布有什么特点？祠堂的建设形成一套规制了吗？
杨国安：
近年来，我们一直行走在湖北、湖南的各地乡村，矗立在乡间的巍峨的祠堂，无疑是宗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和载体。就相对保存较好的、较为集中的祠堂建筑而言，湖北主要分布在鄂东南的大冶、阳新、通山、通城等地区，这也是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这一大规模移民运动的首选地区。其他地区，包括鄂西北、鄂西南地区，也有部分祠堂的存在，但较为零散。
谈到祠堂的修建，我们首先得明白这个宗族移民定居与发展的历史。一般来说，一个宗族要做大，大概要经过四五代。第一代迁移到某个地方，务农基本上可以糊口，在当地扎根，但要进一步发展，到了第二代就要靠经商，比如到汉口、苏州等经济发达的地方做生意，汉水和长江为湖北民众提供了较为便捷的运输通道，可以从事木材、山货、茶叶、布匹等商业贸易。经过一两代人的财富积累，到第四代的时候，一般会去考科举谋求功名。以农立家、以商致富、以科举晋升社会地位，这大概是一个成功的家族必经的道路。当然这是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可能就被历史湮没了，看不太清楚。
宗族成长的过程跟当地祠堂的分布显然有密切的关系。就目前资料来看，虽然有的族谱会把祠堂建设时间追溯得较早，比如说明代、甚至说宋代的都有，但目前有确切记载的应该是清代初期开始的。以鄂东南为例，那里祠堂确实很发达，这跟当地人基本上是江西移民有关系。江西填湖广嘛，一波一波的涌进来，而且当地是丘陵山地为主，大大小小的盆地很多，比较适合聚族而居，我们现在看到的有记载的祠堂，比如阳新县白沙镇梁公铺的梁氏祠堂就是康熙年间修建的，这个时期大规模建宗祠，可能跟清朝试图利用宗族控制乡村的形势有关。梁氏宗祠后来经过不下五六次的修缮，建国后又被当作仓库和学校，所以一直保留下来，现在已经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了。
鄂东南祠堂之所以能大量被保存下来，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当年建立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很多祠堂是红军的机关、医院所在地，后来作为革命遗址被保留下来，比如阳新县的龙港镇，靠近江西，是当时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号称“小莫斯科”。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祠堂被老百姓长期当作学校在使用，因为在乡村，除了私人住宅之外，祠堂几乎是唯一的公共建筑，而且祠堂也基本是村落中规模最大、建筑最好的房子。
就我的田野考察来看，鄂东南的祠堂建设存在一个三级的结构：总祠—支祠—家祠。一般在一个小的流域或者盆地，也就是一个家族的聚居区，首先是在始迁祖，也有叫做开基祖的村子建一个总祠，供整个宗族过来进行祭祖活动。也有不在村子里面，而是选择在宗族聚居区的中间位置建立总祠的，环境比较好，空间也大，这样大家来往和交通都比较方便。然后是支祠，也可以称为村祠，因为一般一个村子有一个支祠，我在查阅家谱的时候，发现族谱中将这类祠堂记载为宗屋，或者祖堂。在和当地老百姓交谈的时候，他们则称之为公屋的。支祠一般都处于村落的正中心的位置，前面是一个水塘，讲究风水的。水塘和支祠之间是广场，供聚会之用。支祠一般是三进的房子，支祠的后面是靠山及祖坟。村祠在鄂东南最为普遍，也构成当地社会交往和社会秩序的中心。家祠相对较少，因为它一般是有身份的大的家庭才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