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元丰改制，又再次将谏院取消，谏官
职司改隶门下省。元丰二年
（1079）
神宗“诏御史六员，三分察，三言事”，次年又诏令“监察兼言事”。这一时期，御史与谏官的职权混同正式成为法定制度，御史可向皇帝进谏，谏官亦可纠举百官的不法行为，从事实上实现了台谏合一。
宋代对选拔台谏官员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台谏官除了要精通文学，还要刚直不阿，尤其是不能对宰相阿谀和偏私，同时也严格规定宰执的子弟、属官等不得为台谏，确保台谏官员不受相权的牵制。
《宋会要》记载宋代御史掌管“纠绳内外百官奸慝，肃清朝廷纪纲”“肃正纲纪，纠劾不法，自朝廷至州县，由宰相及于百官，不守法典皆合弹奏”，台谏制度对政治风气的整肃具有重要意义。
苏轼曾在《上神宗皇帝书》中高度评价台谏作用，认为台谏官“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官的议论能够让天子改容、宰相待罪，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欧阳修在给新任谏官范仲淹的信中曾写道：“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南宋学者李焘则在《天禧以来谏官年表》的自序中称北宋台谏制度繁荣，“谏官、御史权势气力乃与宰相等”，体现出台谏官员的地位尊崇。
北宋前中期的台谏官能够让上至宰相、下至百僚的官员震恐。宋太祖时，协助策划了陈桥驿兵变和宋初削藩、罢禁军宿将兵权的名相赵普就因强买他人房屋且收受贿赂，遭到了御史中丞雷德骧的弹劾。宋真宗时期，御史中丞张咏弹劾宰相张齐贤言语粗鄙，有辱臣节。宋仁宗时的名相文彦博则因在蜀地任职期间制造金线缝制的绸缎并贿赂内侍遭殿中侍御史唐介弹劾。
如果皇帝犯错，台谏官也会直言进谏、据理力争。宋英宗即位次年，诏议崇奉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侍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及司马光、贾黯等力主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如此才能合于礼法、明确正统。而为大众所熟知的包拯“包青天”，历史上也曾知谏院，不仅多次论劾权贵、兴利除弊，还在宋仁宗想要封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当宣徽使时极力劝谏，最终仁宗选择了听从包拯等人的谏言。
宋仁宗的老师、宰相陈执中权倾一时，纵容宠妾张氏先后害死三名侍女，殿中侍御史赵抃得知后毅然参劾陈执中“失大臣之体，违朝廷之法，立私门之威”“家不克正，而又伤害无辜”。在赵抃的弹劾下，陈执中不得不请求置狱审讯，但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却几番推诿。数月后，宋仁宗又令给事中崔峄审讯此案，崔峄主张陈执中无罪。赵抃并未就此放弃，又弹劾陈执中“不学无术、措置颠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雠嫌隙、排斥良善、狠愎任情、家声狼籍”八大罪状，请求罢免其宰相职位。御史中丞孙抃也对陈执中徇私枉法的行为加以弹劾，并请求贬谪陈执中以正法度。宋仁宗将被陈执中排挤出朝的吕景初、马遵等人召还并官复原职，又将陈执中罢相。
然而在此案中，御史与谏官产生了严重分歧。以知谏院范镇为代表的谏官坚持不能因为侍女而将国相下狱，以赵抃为代表的御史则不畏强权、铁面无私，坚持了正义主张。这也体现出宋代台谏之间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
总体而言，台谏制度有效防范了官员以权谋私，成为监督官员和规谏皇帝的重要力量，从制度上保证了国家机器有序运行。正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产生了“尝考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的说法。
台谏制度也面临着制度设计理想与权力博弈现实的矛盾，其中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深陷北宋中后期的党争漩涡。台谏官员具备一些特殊权力，比如无需确凿证据、仅凭天下公议即可弹劾官员的风闻奏事权，以及直接向皇帝负责、不受宰相干预的独立奏事权。这就为台谏被政治风潮影响，甚至沦为大臣之间互相攻讦的武器留下了空间。
宋神宗时期，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开展，支持变法的新党士大夫与主张依循“祖宗之法”的旧党士大夫之间的政治对立日趋尖锐，台谏的活动更在其中推波助澜。吕惠卿曾攻击王安石说“夕出于权势之口，朝书于言者之奏”，原本应当“常随天下公议”、秉公直言的台谏之言，逐渐演变为不论物议沸腾、只论党派之别的私人权力。南宋学者吕中在总结北宋台谏的演变时指出：
“治平以前，为大臣者，皆以台谏之言而去；治平之后，为台谏者，皆以大臣之怒而去；而熙宁四年之后，为台谏者，皆大臣之私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