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歼-8
、歼-9和
歼-7C的设计研发工作，他提出的双发方案曾是歼-8研制成功的重要保障。
歼-8战斗机。歼-8原型机于1969年7月5日首飞成功，1979年完成设计定型，1980年开始服役。2001年4月1日，在南海被美机撞击坠海的中国飞行员王伟，驾驶的就是歼-8 II型战斗机。
宋文骢当时正在贵州为歼-7III型试制做技术交接工作，听到电话后，表示会立即出发。他同时也了解了一下这次会议的背景：
国家已经决定，要研发新的一代歼击机，这一代飞机不仅性能上要超过现在的歼-8，也要超过苏联当时的米格-23，要争取接近美国F-16战斗机的水平。
一个方案是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601所）
提出的：在歼-13
（1971年提出设计方案，但研发一直不顺利）
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性能，争取能制造出能达到F16早期机型的一代飞机。
另一个方案是南昌的
中航工业特种飞行器研究所
(605所）
提出的：在强-6
（强击机）
的基础上，模仿苏联的米格23进行改款。
由于强-6的构造和使用感受一直都有争议，且又是仿制当时已经不算先进的米格23，所以南昌605所的方案在会议前就不被看好。
而沈阳601所被视为中国飞机制造界“共和国的长子”，规模大，科研力量强，主导了之前“歼”系列的所有飞机的研发，经验丰富，所以他们提出的这个方案，基本上已经是被认定了。
召开会议，其实就是请各路专家再论证和补充一下这个方案。
所以宋文骢接到的任务，就是带几个同事，去“参谋”和“完善”一下。
不过，宋文骢在准备行李的时候，想了想，还是把歼-9的资料全都带上了。
说起来，歼-9是成都611所难忘的一个伤痛——这是他们曾牵头研发的一个新一代歼击机机型。
从设计方案上看，歼-9的纸面数据已经具备了和当时F14等早期四代机全面抗衡的能力，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工业底子太薄，以及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歼-9的研制始终无法取得关键性进展，最终因为技术条件要求过高，在1980年被取消了计划。
歼-9曾经的四种设计方案
但是，歼-9的研发过程也提供了很多经验和启发。
所以，宋文骢带所有歼-9的数据，是希望届时能给大家提供一些补充思路。
他当时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个标准的配角，后来成了主角。
1982年2月15日晚，王若松忽然敲开了宋文骢宾馆房间的门。
这是正式会议的前一天，大家刚刚开了预备会，第二天准备开正式会议。
王若松是航空部军机局副局长，他到宋文骢房间的目的是：
“你们有什么方案要汇报吗？”
宋文骢吓了一跳：
“没说过要我们带方案来啊！”
而王若松的意见很明确：这次来了100多位各方面的专家，你们也要谈谈你们的想法，哪怕临时给你们加点时间，也要发表意见。
宋文骢想了想，最终要了15分钟发言时间。
随后，宋文骢和一起来的三个同事搞了一个通宵：他们从带来的资料里摘录了一些重要数据，徒手画了一些视图和性能表，重点准备介绍下宋文骢最推崇的“鸭式布局”。
所谓“鸭式布局”，简单来说，就是把战斗机
的水平尾翼移到了机翼之前，位于飞机前部，从飞机正面看像鸭子，故而得名。
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更好利用涡流，增加操控性，但这个布局在当时是非常前卫和大胆的，且会大大增加操作的复杂程度。
当时全世界可以拿出来做例子的“鸭式布局”，只有瑞典萨博公司研发的萨博-37战斗机，1979年才刚刚服役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主持人宣布了一项临时加出来的议程：
事实上，经过前三天的会，宋文骢听下来已经有些担心了：虽然南昌605所的方案缺点比较多，但沈阳601所的那个方案尽管论证得很详细，也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却还是给他一种感觉：
等这架飞机最终造出来，肯定已经落后其他国家的飞机了。
他认为，既然大家在80年代初要讨论20年后可以适用的主力战斗机机型，那么思路一定要再放开，胆子一定要更大。
于是，宋文骢走上台后，并没有讲解飞机，而是一上来就给大家描绘了他想象中的未来空战：
进一步的超视距
（空战双方在彼此视线之外）
，中距拦截，电子对抗，子母弹……
“如果我们新一代战机达不到这些指标，那么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
随后，他又谈了自己对目前飞机空中格斗能力的现状认识，拦射火控系统的发展，以及他一直想实践的“鸭式布局”。
在歼-7 III的技术改进会上的宋文骢
过了一会，开始有一些窃窃私语，之后，忽然有一个人鼓起了掌，最终，满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大家鼓掌，不仅仅是因为有人给他们详细勾勒了未来空战的格局，而是告诉他们：我们国家也可以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