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科学研究要从经典、原始的文献开始
尽管哈佛大学还在放假，但袁钧瑛的博士生导师保罗·帕德森教授仍亲自去波士顿车站接她，并开车将她送到宿舍，还给她买了一盘盛着香蕉、苹果的水果盘和一份蔬菜沙拉作午餐。
“那个时候的波士顿正在放暑假，帕德森教授走了以后，我看着蔬菜沙拉吃不下去，心想美国人怎么跟兔子一样的，吃生的菜叶子？ 因为那时听说美国有多危险，我也不敢一个人出去，结果只能一个人在房间里吃水果。”袁钧瑛笑着回忆刚到美国时的种种不适。
她就靠那一盘水果撑了三天。到了第三天晚上，她忽然想起，来之前妈妈给了她一张纸条，让她把一包东西带给一位朋友。于是，她就赶紧跑到拐角的电话亭里面给妈妈的朋友打电话。对方一接到电话就问：“你吃了吗？”一听这句话，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她这时才体会到，中国人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这句问候语，真的是最亲切最实在不过了。这家人听说袁钧瑛竟然饿了三天，立即开车来接她到家里吃饭。
比蔬菜沙拉的挑战要严峻得多的，无疑是美国博士生的课程。袁钧瑛记得她在复旦大学生物系读本科的时候，最苦恼的是看不到国外最新出版的科技文献。
但在哈佛读博就完全不一样了：教授每天给学生发一大堆科技文献回去看，然后第二天上课讨论。
“那时我们读的都是研究领域最经典、最原创的文献。就是看它最原始的发现是怎么开始的，后来的研究又是怎么一点一点深入的。科学家最重要的本领，就是能做到最原创性的发现。现在学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如何才能在高影响因子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去了。要知道科学上的很多重要的原创性的发现，最初不一定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去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他最初有关细胞‘自噬作用’的几篇研究论文，都不是发表在很重要的核心期刊上。”袁钧瑛说。
在研究原创性文献的过程中，袁钧瑛注意到，此前的学者只是观察到了细胞死亡。比如，在人体胚胎的正常发育过程中，胎儿最初的手掌如同一个圆盘，尚未分出5个手指。随着生长发育进程，手指间的细胞渐渐死亡，最初的“圆盘”才出现了5个手指。如果在发育的过程中出现遗传基因的突变，有的应该死亡的细胞没有死亡，就会出现两个手指连在一起的“并指”现象。但她发现，并没有人对此进行研究：细胞死亡本身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在疾病中有的应该死亡的细胞没有死亡，而有的不应该死亡的细胞却死亡了？
促使袁钧瑛把“细胞死亡的机理”作为科研主攻方向的，还有一件事：教授在讲述帕金森综合症、老年痴呆等神经退化性疾病时，将几位病人带到课堂上，这让袁钧瑛的触动很大。这些病人有的竟然像非洲饥民一样瘦得皮包骨，还有的患了“舞蹈症”，坐在轮椅上完全不受自己神经控制地舞动。这些神经退化性疾病的共性都是因为不同的神经细胞死亡了。上完这节课，袁钧瑛不禁产生一个疑惑：为什么在这些病人中不同的神经细胞会选择死亡呢？
她从神经生物学课上获悉，在完全正常的发育过程中，大约50%的神经细胞会死亡。当时学界对神经细胞死亡原因的解释是：“这些细胞是饿死的。”袁钧瑛认为这个解释不合逻辑，因为发育是一个很程序化的过程，被动地饿死和发育的程序性之间有矛盾。
为此，袁钧瑛特地去请教一位有名的教授。这个教授回答说：“细胞死亡是因为它们不重要才饿死的。”
多年后，俩人再次笑谈起当初的问答。那位教授坦诚说：“我错了。”如今，他也在研究细胞死亡。
在哈佛读博的第二年需要选实验室了。袁钧瑛找了半天，也没有在哈佛找到一个专门研究细胞死亡的实验室。于是，她去找研究生部主任说：“我找不到一个感兴趣的实验室。”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初说这话的胆子也真是够大的。也许人家会想：你一个中国学生，英文都不怎么好，敢说哈佛没有一个实验室让你感兴趣？但哈佛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特别尊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研究生部主任就说，那你可以到剑桥、到麻省理工去找啊。听了这话，我特别高兴，因为我知道麻省理工有个实验室正在做细胞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