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是多年来，由于一些“二代”“三代”炫富炫耀的刺激，房价高高在上遥不可及，以及就业渐渐陷入内卷，人们生活体感日渐变得敏感，人们突然想起了“共同富裕”的政治宣示，并关注起“属于我的那一份”分配得是否公平？这么一对比，很多人惊觉少数先富者和自己已经拉开了差距。中国人自古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不公的感受激起了群体性的不满。
由于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绩需要和资本的扩张冲动一拍即合，在经济社会大跨步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不少发展失衡现象、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贪污腐败现象，由此地方领导干部群体形象迅速出现了污名化，并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也就是公信力危机现象。向来“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也和领导干部的关系日渐疏远，数千年来的信任同盟关系就此出现裂缝。
因此，当今天很多“二代”“三代”炫富引爆了
拷问型
重大舆情
的时候，比如董某莹事件、黄杨钿甜事件等，地方或者部门领导干部主导的调查通报的可信度和公信力，无疑就大打折扣了。人们不相信那些遭遇污名的地方干部会为民代言，会认为官官相护、层层勾结，由此也殃及“罗某宇坠楼案”的可信度。
还在于，由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面对网络舆情的频发，陷入疲于应付状态，只追求事件的尽快平息，无从反思以推动制度的建设，由此缺乏舆论结晶和制度成果，社会治理陷入低层次的恶性循环中。
2
、从技术因素看，是圈层化和算法导致了群体对立：
从中国早期网络舆情的引爆过程看，网络作为组织方式和发起方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原先处于线下社会的零散个体，经过网络技术的聚焦和放大，网络上爆发了群体的愤怒，从而成为网络舆情。
但是今天的网络技术，已经和早期的网络大不一样。
今天的网民群体，更多受到了社交软件的圈层化和算法推送机制的影响，人们被技术区隔和切割，网民迅速地分化和重组，结果出现了部落化和阶层化，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群体对立和社会撕裂。
比如，人类一旦上网，就会成为电子，更多人上网，就形成流量，而算法如同网络空间的流量分配机制，将不同的人归入不同的区域，如同将人类分别存入
C
盘、
D
盘或者
E
盘，而人类在线下社会，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却会真切感受到网络上不同区域传来的敲击声。
由于算法的作用，今天出现了特殊的现象，那就是你属于什么阶层、什么群体，就会接收到什么类型的信息。比如你是中高收入群体，你收到的信息更多是发展性的高质量的信息，而低收入群体，更多收到是仇恨性的低质量的信息，结果导致这样的后果：如果你是低收入群体，由于你的微信朋友圈都是收入相差不大的亲朋好友，你们收到的信息也相差不大，结果导致了群体的认同感，也出现了群体的认知和舆论，结果很容易出现一致对外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由此产生群体的怒火。
那么当他们看到二代、三代的炫富现象，就会爆发出群体的愤怒，并以公平正义为主要诉求。他们人数众多，会在互联网的各个平台上一呼百应，爆发出最大的愤怒声音，由此导致网络舆情的剧烈爆发。
关键的地方还在于，在此过程中，中低收入群体收到了一个同盟军摇旗呐喊的精神支持，那就是无数的自媒体。他们追求所谓的“网感”和悲悯情怀，实则是以提供廉价的群体情绪价值的心理学手法来吸引和圈养粉丝，然后期望有一天收割商业价值。
从全世界的传播形势看，仇恨性的、撕裂性的内容更容易带来流量。自媒体的文章常常挑拨群体情绪，反美反日，或者仇美仇日。这种做法，在圈层化和算法的作用下，会对某些群体产生持续的、定向的信息输送，情绪性的文字沉淀为不稳定的群体心理，愤怒情绪如同火山熔岩四处流淌，并在心底化为冰冷的带有硫磺的石头。这些传播现象，或许可以解释近年来不时出现的一些报复社会的极端事件。事端的制造者常常不能理性看待社会，可能以愤怒爆发、激情犯罪的方式结束一切。
这种瞬间爆发、激情犯罪的极端案例，或许是短视频泛滥的结果。这种新媒体产品在短时间内达到冲突高潮的技术特征，慢慢型塑了人的大脑，大脑回路变短，久而久之，面对问题就没有办法进行深入思考，容易以思维熔断式的、快意恩仇的极端方式来处理矛盾。
总而言之，上面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加剧了社会的不信任心理，导致了当下“老不信”现象有时候变得激烈。社会因素是主要因素，而技术因素只是加剧了这个效应。
处于圈层化、算法机制下的网络，如同巨大的高压锅，各种带着特定心理符号的信息不断升高群体情绪温度，在温度和压力达到最大的时候，舆情爆发，而官方通报的尽快发布，反倒如同打开了高压锅上的出气口，一举再次引爆了高压锅内的高压空气，由此出现了群体的愤怒和不信任的现象。
四、如何改善当下的“老不信”现象？
当下的“老不信”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地排斥，也需要我们客观看待。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人心不再铁板一块，不能再指望像传统社会那样媒体舆论一统天下、一个经验做法打遍天下。这种文化多元、阶层分化的现象，反倒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它构成了一个理性社会所需要的东西。而且，网民和民众出现的不信任心理，它是人们富裕起来之后普遍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客观上也构成一种群众的监督和社会的监督，在现实中不无积极意义。
但是经常出现的“老不信”现象，毕竟会腐蚀社会公信力，因此需要重视并设法改善这种现象。
1
、需要与时俱进地提出或者完善理论，来合理解释现实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今天的“老不信”舆情的风险来源，深刻地存在于某些传统宣传话语和政治宣示中。就是说，我们曾经的一些宣传，或许在一定程度了导致了今天的舆情风险。
比如，我们曾经宣传的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已成全民信仰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在宣传和传播中，少数人会将之异化地理解为绝对的公平和绝对的公平社会。但是今天出现的不平等现象，客观上与之形成冲突，由此引发了质疑和不满。
传统宣传是建立在当年的物质基础和客观认识之上的，但是如果拉长了时空尺度，我们今天回望过去，会发现传统的宣传，越是深入人心，在今天就越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舆情风险的唤起作用越是明显。当年的宣传，在未来的遥远时空，也就是当下，变成了“回旋镖”，打在了大家的心理上。
这意味着，我们越是强调公平，反倒越会强烈地激起群体情绪。
毕竟，众生平等的信仰，遭遇了当下不平等现实的挑战。
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来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问题。这种问题的出现，本身是和我们的理论相牵连的，也是由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征所决定的。但是在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机遇期，社会又难免会把资源优先向效率那一边进行了倾斜，由此获得了大跨步的发展，但是也导致了天平的另一边，“公平”侧高高翘起，人们悬于半空，内心产生失落感，出现相对剥夺感，对于那些分走更多蛋糕的人们，产生了不满情绪。
但是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又的确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发展初心的结果，它会有一定的制度瑕疵，也有分配不合理的现象，但是它没有大的问题，不应承受如此强烈的愤怒代价。
我的看法是，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宣传和理论，难以充分地解释今天的现实社会，
理论落后于实践，社会未能及时生产出与实践相匹配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或者是相关理论未能充分宣传、未能占领人心。比如，关于共同富裕，本来是个丰富立体的概念，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述，在
2021
年，中央也再次进行了强调。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群众更容易从字面来理解这个概念，而没有认识到，
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同时、同步、同等的富裕。
这导致的后果是，在资本形象出现反转的当下，少数人提出要把资本的
“
暴利
”
拿过来平分，已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一种危险的“均贫富”观念。
如果理论跟不上现实，或者宣传未能深入人心，就难以在舆论工作中产生说服力。关键的地方还在于，由于理论出现相应的空白，民众缺乏理论的指导，碰到问题难以找到理论支撑，反倒容易对于现实产生愤怒情绪。
所以今天需要一些与时俱进的理论，以合理地解释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将更加有利于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
比如，我们该如何说服群众，社会发展确实会导致一定的贫富悬殊现象和阶层分化现象，并认识到这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过于强调公平，乃至追求绝对的公平，本身是违背社会规律的？
再如，该如何说服群众，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之前，不同社会群体还将不可避免地历经一个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阶段？在
2021
年
8
月
17
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重提共同富裕，已经提出了“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的观念，
但是问题在于，面对广大群众的大众传播，需要简单易懂，直击人心，一两个词、一两句话能说清楚，才是最佳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