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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外戚相互杀戮
西晋的建立，是司马氏及其亲附的世家大族互为依托、相互利用的结果。这次短暂的统一，可看成东汉的“回光返照”。但东汉末期国家治理的深层结构矛盾，一个也没有减少，且有不断加深的趋势：
一方面，为回报世族大姓和亲附势力，西晋王朝对曹魏以来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加以改造，垄断选举制度，将官职品级与世族门爵的高低挂钩。
同时，恢复世袭的五等爵制，并通过占田制等制度安排，承认世族大姓在土地、奴婢占有方面的经济特权和既得利益。由此，进一步强化皇族及名门望族中的权力垄断，使世族政治进一步固化，极大地助长了贪暴恣肆和奢侈风气，为门阀政治恶性演变开启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吸收曹魏失权的教训，推行州郡解兵措施，裁撤郡国军队，同时大封同姓子弟为藩王，并鼓励藩王出镇领兵，以拱卫皇族，导致郡国守备薄弱，地方控制力下降。而诸侯藩王有领兵权，无形中为内争埋下了伏笔。
西晋统治者的政治短视，在王朝中枢权力安排方面也有体现。晋武帝司马炎指定的接班人晋惠帝，天生憨痴，无力治理朝政。当时“天下荒饥，百姓多饿死”，晋惠帝闻之，竟问臣下：“何不食肉糜?”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素有干政野心，最后竟然勾结藩王作乱，引发宗室、外戚之间的内斗，酿成“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持续16年之久，宗室诸王相互杀伐，人民流离失所，经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最终，诸王相继败亡，西晋国力也被严重透支，处于瓦解边缘。时人所谓：“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皇权与世族的“弱平衡”
西晋灭亡后，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地区为多个胡、汉割据政权控制。南方地区，经永嘉之乱后，琅琊王司马睿在南迁的中土世家大族的扶持下，定都建康，是为东晋元帝。
东晋王朝，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江南吴地士族的联合专政。
其权力结构，是弱皇权与强宗族的“弱平衡”模式。一方面，司马睿以支裔藩王身份而据大统，资历浅，威望低，影响力也弱，需要依仗南渡的北方世族豪门支持。
另一方面，南渡的世族则需借助皇室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才能维持门第和家族利益。因此，司马睿是名义上的天子，但南迁的北方世族门阀势力才是东晋局势的实际掌控者。
东晋建国初期，皇室最仰仗的是琅琊王氏。其中，王导在内主持朝政，司马睿称其为“仲父”，王敦在外统领军务，故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在世族门阀主政的情势下，东晋皇族一方面要依靠南迁世族的支持，才能维持偏安统治;另一方面，东晋皇帝又以“共主”身份，居间制衡和调整世族之间的内部矛盾。
至于南方吴地的本土世族，虽不能参与朝中枢机，却在当地经营多年，拥有一定的地方影响力，是需要安抚和团结的对象。它们也通过承认东晋皇权的合法性，换取朝廷对其自身利益和政治地位的认可。
东晋时期，是世族政治的“繁荣期”。世族门阀地位优渥，在政治、经济上都拥有很大的特权。它们借用晋室的名义，占地封山，以致资财巨万、园宅广阔、奴僮数千。同时，垄断选举，以致形成“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局面。门阀子弟凭借门第和出身，初入仕途即是四品、五品;所任官职，也多是职闲廪重、地望清美的“清职”，进而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为了维持门第的优越性，世族高门之间往往互为婚姻，且不与寒门子弟通婚，导致阶层封闭和固化。他们还看不起出身寒门者，“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
此外，门阀子弟多以清高脱俗为标榜，鄙视俗务，崇尚雅言清淡，追求精神放逸、自由。这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文学艺术的进步和繁荣，但也使得高门世族习惯了优越舒服的日子，日渐消磨糜烂。
东晋末年，起于寒门的士人子弟逐渐在军队及实务部门掌握实权。最终，握有兵权的刘裕即皇帝位，国号宋，东晋灭亡，由此开启了南朝政局。南朝政治，先后有刘宋、萧齐、萧梁和南陈，多为禁军首领政变所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