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山里人的挽歌》封面
这些孙辈中间有一位J·D·旺斯，通过参军，上大学走了出来。他去年写了一本畅销书叫《山里人的挽歌》（Hillbilly Elegy）在他眼里，全球化对他们的掠夺，加上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山里人文化”，则是问题的另一部分。旺斯作为亲历者，他憎恨这个文化中的暴力、固执、傲慢、对外界的漠不关心和无知、以及荒诞的性别歧视。正是这种文化，使他们总是用可以想象到的，最坏的方式去面对降临的厄运。旺斯在书中对他的朋友和家人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们绝不能相信那些晚间新闻，我们绝不能信任政客，而那些可以帮你通往好生活的大学，正在用尽手段，悄悄将我们排挤在外。我们找不到工作，你不能去相信他们说的那一套 。”
那是一种对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把控的感觉，空荡荡地，一心只想责怪他人。心理学家管这叫“习得性无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 。
而旺斯的那些说法，听上去简直像是自己脱贫走出困境后，背叛自己的阶层，给主流社会洗地。跟“可怜之人自有可恨之处”的逻辑如出一辙。
但“山里人文化”为什么如此抵触、狭隘、僵化？
▲美国的“生锈地带”
没有一种文化产生于真空，并存在于真空。旺斯从衰败的制造业小镇逃离、加入美国海军、最后到达耶鲁法学院（说句与本文无关八卦，他在耶鲁的导师之一是著名的虎妈蔡美儿老师），经历了这样巨大的跨越，他的切身体会是，都市人对“红脖”“白垃圾”的鄙视，与山里人自身的悲观所带来的伤害，是同等的。
在耶鲁，他学会了隐藏自己是被祖父母养大这样的事实，更不会对谁提起曾经有过十几个继父，他学着像别人一样去全食超市（Whole Foods）购物，学着怎样在鸡尾酒派对上闲聊，还努力在公共场合将说话的音量放低......
旺斯常常觉得自己是本阶级的叛徒。
也是在耶鲁，他遇到了后来的妻子，一个来自加州的南亚裔女孩儿。很显然她懂得旺斯的感受，因为旺斯的故事，从很多方面来说，其实就是一个移民的故事。 去年的《国家评论》上有一篇文章说：生锈地带的解决方案，不是去改善，而是搬迁、移民。这些正在衰败的社区所面临的残酷真相就是，死。从经济上看，它们是负资产；从道德上看，它们无从立足。
可是说迁就能迁吗？
横在他们再次迁徙路上的障碍，除了来自经济上、教育上的，更有文化屏障，这些小镇的贫苦白人将面临无法应对的孤立和被城市人挑剔。
这些障碍在《山里人挽歌》中，都可以在旺斯的亲身经历中看到。他回忆自己十二岁时的一天，妈妈开车带他出门，路上两人起了争执，随着争执的升级，妈妈威胁说要把车撞了，母子同归于尽。他只记得自己躲在后座上，恐惧之极。老天保佑，母亲大人不知怎么怒火平息了，把车停在路边。旺斯没命地逃去路旁的一户人家求助，等母亲追上来，却被接到报警后赶来的警察拘捕，以家暴论罪。他们坐在那间繁忙的审讯室里，旁边还有十来个家庭，旺斯想，他们都和我们一样。
旺斯看着那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都不像审讯室里的法官和律师一样穿着西装，他们穿着针织裤和体恤衫，头发毛毛刺刺。这也是旺斯第一次听见有人用“电视口音”说话，所有那些律师、法官还有义工都讲着电视口音。在审讯室里工作的人，与他们工作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两种人。
这件事以后，旺斯开始到学校图书馆去寻找答案。十六岁时，他读到了威廉·威尔逊的《真正的穷人》（“The Truly Disadvantaged”）。成百万的工人来到某些工业小镇，一个个社区在工厂周围生长起来，充满生机的同时，也十分脆弱。一旦工厂关门，人们就被困在那里，而城市已经不再能提供足够的工作来支撑起这么大量的人口。这时，有能力的——当然通常是那些受过好教育的，有钱的，或者有关系的——选择离开，将挣扎中的社会留给穷人。这些被剩下的人，就是“真正的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