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当时17岁，正努力成为一名摄影师。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脖子上挂着禄来福莱照相机，对着镜子摆出各种姿势，许愿“罗伯特，希望有一天你能成为真正的摄影师。”之后两年，我参加莱克斯·瓦克汉姆的晚间课堂学习。他在海牙福多瓦克学院教授摄影。我在做完学徒工后晚上骑车去他家上课学习摄影，每周三次。白天，在我工作的摄影工作室，通过显影、晒印以及偶尔拍摄照片，我学会了摄影的实际操作。1959年4月，我从福多瓦克学院毕业，继续为海尔·罗曼工作。
第一把火
当时荷兰实行义务兵役制，我于1960年1月入伍。前三个月是统一的培训及实践，但这之后，我们将被分配到不同的军队岗位上。作为一名专业的摄影师，我想自己理应会被分配到摄影师的工作。但结果却完全不是这样。我被分配去当一名卡车司机。卡车司机！我还有18个月的服役期，这完全是浪费时间，浪费我职业的规划和准备。忍受了五个月枯燥的生活，我决定采取行动。一天夜里，我起床溜出军营，爬上围墙逃离了基地，在前往阿姆斯特丹的马路上准备搭顺风车。很幸运，一辆车直接将我带到了目的地。我走进了最爱的酒吧，在棉花俱乐部喝得半醉，又偷了一辆自行车(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做了些多可怕的事啊！)，然后骑车回家。
在花园里，我脱下军服及军靴，将它们堆在地上，从车库找来汽油，我擦亮一根火柴，欣赏着军服与军靴化成最炫丽的篝火。伴随着这炙烈的火焰，我知道我的军旅生涯就此结束。当时是凌晨四点。我的父母、姐姐和哥哥隔着窗户迷茫地看着我。我向他们解释，他们在我上床睡觉之前为我祈福。天亮后一辆军用救护车来到我家将我接走。我被送往乌德勒支的精神病医院，在那里我两周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包括医生。为了逃离军队，我决定装疯。1960年9月我获得自由，重新做起摄影工作。但我依旧觉得受到束缚，于是1961年5月我决定离开荷兰，出去旅游、拍摄照片。
过渡及转变
我能疯狂逃离军营仅仅是第一次重生。第二次重生发生在1961年5月，在我抵达法国蓝色海岸尼斯之后。这真是太奇特了。我直接从荷兰来到尼斯，肤色如牛奶般白皙，特有的荷兰人肤色，白如阿司匹林。尼斯天气炎热，但非常美丽。我走向海滩，希望沐浴在阳光里能将自己晒黑。我真是太傻了，在太阳下呆了足足五个小时，被太阳严重晒伤，不得不整晚都在尼斯一间小旅馆内冲凉水澡。之后好几天我都非常痛苦，我能从身上撕下大块死皮。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件傻事，我在想，难道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吗？是不是潜意识里希望褪去这身苍白的皮肤，蜕变成新的自我？我不知道。一周后，我乘船离开尼斯前往科西嘉岛，这座美丽的法国岛屿坐落于地中海上。在卡尔维小镇，确切地说是卡尔维湾，我在哈里逊俱乐部找了份洗碗和漆匠的工作。这个俱乐部是一片漂亮海滩上的度假胜地。在此逗留了四个月之后前往法国南部摘葡萄。直到1961年10月，我搭便车一路前往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在那里的可口可乐工厂找了份需要昼夜倒班的工作。
在斯德哥尔摩的可口可乐公司工作期间存了一大笔钱，觉得是时候继续前行了。我曾听说过加纳利群岛，那是一个远离非洲海岸的西班牙群岛，冬天温暖宜人，在那里我可以继续用禄来福莱拍照。我从斯德哥尔摩搭便车到了西班牙南部的加的斯，然后坐船去拉斯帕尔马斯。此时正是1962年10月，我找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小地方，同时在那里拍照和游览加纳利群岛。有一次，一个西班牙旅行社带我乘飞机去拍摄摩洛哥附近的El Aiun，也就是今天被称为西撒哈拉的地方。
一个美妙的冬天过后，1963年4月乘船到巴塞罗那，又从那里搭便车到位于法国南部的戛纳。在戛纳，我整个夏天都在摄影暗房里。突然另一个疯狂的想法闪过我的脑海，去以色列的基布兹农场。问题是如何从戛纳到达以色列。我对自己说，去就是了，而这正是我所做的。1963年10月，我搭便车到达黎巴嫩的贝鲁特，在这里我想在基布兹工作的梦想彻底破灭。那个时候不能从黎巴嫩直接进入到以色列。有人告诉我，我得去塞浦路斯，也许能在那里拿到签证进入以色列，但这也不确定。我在贝鲁特一家小旅馆住的房间被小偷光顾，小偷拿走了我的一部分钱以及我的禄来相机。我崩溃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我瑞典的银行账户里还有些钱，一切都会好的。我决定回到拉斯帕尔马斯，在那里与我的朋友度过一个温暖宜人的冬天。但该死的，我现在是在贝鲁特。如果要去加纳利群岛我必须先去西班牙南部的加的斯，得搭便车经过约4500公里——但我曾经去过那里，我相信我可以回去。10月底我到达加的斯，几天后我回到拉斯帕尔马斯。虽然我回来了，回到了朋友们中间，但是却没有了相机！
我父亲再一次救了我，他在阿姆斯特丹买了一个二手的哈苏相机，到拉斯帕尔马斯送给我，于是我又可以拍摄照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