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工业“走出去” 的法律风险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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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政治化”风险

境外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国家体制、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差异显著，各国法律建设水平极不平衡。有些国家法律法规混乱，国内执法环境较差，某些国家由于政局或政治力量的变化，对外国投资者可能采取改变其预期投资收益的各种手段，最终体现为法律多变，如资产征收或国有化、随意修法、提高税收标准、限制利润汇出、限制换汇、控制外来投资等。

核工业关系一国能源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核行业监管要求历来苛刻，各国均采取政府集中管理的模式，制定监管法律、法规、审批制度等，往往与我国不同或更为严格。形势变化时，投资国很容易会被东道国以国家安全、监管需要为由，征收投资主体及资金，给投资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拉美国家比如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等反复出现“国有化”运动，特别是阿根廷不断以国家利益为由对外国投资进行国有化，这种“政治化”的法律风险需要中核集团公司在对外投资中予以重点关注，比如在中核集团阿根廷项目推进过程中，就需要密切关注其政策变化和国有化的动向，提前做好准备。

（三）核损害赔偿立法风险

目前，我国已经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制止核恐怖行为国际公约》、《核材料事务保护公约》、《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联合安全公约》等国际条约。但我国未加入《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巴黎公约》、《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布鲁塞尔补充公约》和《核损害民事责任维也纳公约》、《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等四个公约，不利于在同一平台、相同话语体系进行平等沟通、开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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