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需要指出，本土化和自主性都是在以“我”为基本出发点的情形下，对比考虑“我”和“他者”的产物。在这里,“我”既可表现为“自己”“本土”，也可表现为“中国”等，但“他者”则主要指西方，包括作为世界的西方、作为学术的西方、作为学者的西方等。于是，在讨论本土化和自主性时，须讨论其与“西方”“西方化”的关系。又由于就整体而言，作为“非我”存在的除“西方”外，还有“其他”，故亦应讨论“我”与“其他方”“其他方化”的关系。因此，我们就需同时考虑“我”与“西方”“西方化”及“其他方”“其他方化”的关系，尤其要讨论如何对与“西方”“西方化”等相关的知识和理论等进行学习、理解、应用和创新。
讨论本土化和自主性还须考虑社会科学发展的科学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科学化是说社会科学不仅要以规范、严谨（尤其以实验等为基础）的方法进行，而且应以追求事实、真理及知识的客观性、可检验性、可重复性等为目标。现代化是说社会科学应跟上甚至引领世界先进发展水平。全球化是说社会科学也应考虑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进而为全球社会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全球化作出贡献。
但是，由于科学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等又常和西方化等交织在一起，因此又产生四种有关社会科学发展的不同路径。其一，西方路径认为，西方代表或最起码部分代表社会科学发展的科学化、现代化和全球化方向，这是因为西方社会及其社会科学走在最前面，因而可通过学习西方，实现科学化、现代化和全球化。其二，其他方路径认为，在西方外还有其他方，后者也代表部分科学化、现代化和全球化方向，因而也需通过学习或与它们交流以实现科学化、现代化和全球化。其三，完全自主路径认为，无须通过前两种路径，只须通过自主探索和创新就可实现科学化、现代化、全球化。其四则是综合路径，即兼顾以上三种路径的路径。当然，无论何种路径，都强调知识需结合中国本土经验，实现实践化和可应用化。
整合起来，讨论本土化和自主性实际上需同时讨论其与西方化、其他方化、科学化、现代化、全球化及实践化、可应用化的复杂概念关系。这一关系与如图1所示的各种分歧性要素结合起来，就形成社会科学本土化、自主性争论的整体性网络（见图2）。这一网络不仅展示了讨论本土化和自主性问题需要考虑的多种因素，而且揭示了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为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也为今后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及相关问题明确了方向。
二、社会科学的科学文明二重性和全面科学观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目前还存在四个有待厘清的核心问题：（1）究竟该如何理解社会科学的本质及其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真实关系？（2）社会科学的人文性究竟意味着什么？（3）如果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考虑人文性，又该如何考虑？（4）在考虑人文性的基础上，又该如何理解社会科学的“科学”？
（一）社会科学的科学人文二重性
有人常强调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科学性，有人常强调其主观性、特殊性和人文性，但结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可知，这两种观点各有道理，其根源在于社会科学本身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二重性，这决定了社会科学必然具有基于这两个二重性的科学（此“科学”实为后面所讨论的“片面科学”，下同）和人文二重性。这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人和社会”本身具有二重性有关。一方面，人之所以为人，必然具有某些共性（如最基本的生物特征及由其决定的共性），这是其客观性等的根源；另一方面，除共性外，人也存在多样个性，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从无同样之人，这是其主观性等的根源。同理，由人构成的社会也有共性，这是其客观性等的根源；也有个性，这是其主观性等的根源。我们不能只取其一，或用一方否定另一方。因此，人和社会都具有共性和个性、客观性和主观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科学性和人文性四方面的二重性。这也决定了研究人和社会的社会科学必然具有这些二重性，而其在研究路径或方法上则集中表现为其科学人文二重性。
已有争论之所以各有道理，是因为其虽强调二重性的不同方面，但却都具有部分实在性；而之所以又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以致在考虑具体路径时，不得不从原立场后退、采用调和主义，则因只持一端本就片面，故在面对二重性现实压力时，不得不采用调和主义以保证论述完备性。但这种缺少对二重性清晰认识的策略性应对只是权宜之计，不能真正解决分歧。因此，要彻底消解矛盾，首先必须明确承认社会科学的二重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共存之策。
（二）人文性诸方面及其与文化、文明的关系
很多人强调人文性，但对其理解常不同，大致有四类。其一聚焦“人文性、文化或文明本身”立论，着重讨论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及文明等对社会科学发展及其本土化和自主性的影响。其二聚焦“受人文性、文化或文明影响的要素”立论，着重讨论具有人文、文化、文明特殊性的国界、国情、社会现象或现实、民族、国家社会发展阶段、学科发展阶段等。其三聚焦“社会科学研究本身”立论，着重讨论受人文性、文化和文明等影响的研究者，以及研究的特殊视野、价值观、概念、理论、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等。其四聚焦“受社会科学研究影响的要素”立论，着重讨论国家、民族、文化、文明的自尊、地位、权利、权力、利益、话语等。以上说法常与其他概念混在一起，因此讨论人文性还需辨析几个相关概念。
1.人文
中文的“人文”一词现已知最早出自《易经·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王弼、韩康伯注，孙颖达疏，2018：160）。很明显，这里将“天文”与“人文”相对。因此，要理解其含义，得先理解“文”。“文”现知最早见于甲骨文，像一人站地上，上有花纹，其本意可能是“文身”，后引申为花纹、纹理，进而引申为文字、文饰、文章等。据此，《易经·贲》中的“天文”应指天上日月星辰等的分布、规律及其现象；“人文”应指地上与人相关的礼仪、习俗、教化、制度等及其现象，进而才引申为现在常说的文化和文明。西方“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源出拉丁文humanus（原意是土壤、土地），本义是“人”“人道”。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于文艺复兴期间，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它提倡准确阐释希腊、罗马及其他文明古代典籍的本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它强调以人为中心，是近代政治启蒙思想的重要源头（布洛克，2023）。因此，在现代汉语中，人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文明现象；在与其他事物等相对时，又多强调各种文化现象中好、优秀、先进的部分，并常被用来强调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价值，关心人的思想、情感、利益、权利等。可见，要理解人文，关键在理解“文”。但“文”既可理解为文化，也可理解为文明，故又需辨析此二者。
2.文明、文化及其关系
中文的“文明”一词现已知最早见于《易经·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杨天才、张善文译注，2011：23）。从字面看，如将“文”理解为人的礼仪、习俗、教化、制度等，则可把“明”理解为“光明”“盛大”等，合起来即礼仪、习俗、教化、制度等光明盛大之意，进而可理解为“礼仪、文化、文教等光明盛大”，或“光明而有文采”。后来，文明的词义逐渐变化，有了好、相对进步的等含义。例如，《闲情偶寄》中的“辟草昧而致文明”（李渔，1991：62）就将“文明”与“草昧”相对。
中文“文化”一词的出现要比“文明”稍晚。西汉刘向编撰的《说苑·指武》提及“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王天海、杨秀岚译注，2019：792），这是出现较早的用例。可见，“文化”最初和“武化”相对，“化”为“教化”“改变为某种状态的过程”等意，合起来便是“使文化”“以文化”等意。在西方，“文化”（culture）一词大约出现于15世纪初期，源于拉丁语colere的过去分词cultum，原意是耕作、栽培，后引申为培育心灵，即教育、教养等（威廉斯，2005：46）。“文明”（civilization）大约出现在17世纪初期，源于拉丁语“城市”（civitas）和“市民”（civis），主要指市民的或都市生活。18世纪中叶以来，在法、英、德语中，与“civilization”相应的词又被用来指与“野蛮”相对的状态，并且在地理大发现和大殖民后的多文化文明交流中，西方将自己看作是先进的“civilization”社会，将其他社会看作非文明、野蛮或落后蒙昧的（易建平，2010）。可见，中西方都有文化和文明两种说法，二者互有渗透，但文明更常带有好的、进步等特点。
不同国家的文化和文明研究虽然常有不同传统，但总结起来大致有四种观点。其一，将文化等同文明，或混用二者，不加区分。例如，梁漱溟（2011：3）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就有此特点。其二，认为文化和文明相互独立，互不相同。例如，来自19世纪德国学者的观点大都认为，文明主要是人所发明的外在技术、技巧和物质等，文化是基于人的创造而产生的内在价值、信仰、道德、理想等（赵毅衡，2018：93）。受此影响，钱穆（1994：1）认为：“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何怀宏（2022）则认为“文明”更强调共性、普遍性、普世性，“文化”更强调特殊性、差异性、民族性，因此“文明”比“文化”更易移植。其三，认为文化包含文明。此观点基于发生顺序指出，文明是人类从野蛮阶段发展到文明阶段才有，但文化在人类蒙昧时代就已存在，所以文化大于且包含文明（赵毅衡，2018：95），文明是文化的高级形态。其四，认为文明包含文化。例如，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亨廷顿，1999:24-25）。胡适（2015：537）认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如此看来，文明更为整体和综合，文化相对较为部分和具体。
综合来看，观点一因混用文化和文明而自不用讨论；观点二强调文化具有内在性、精神性、特殊性、民族性，而文明具有外在性、物质性、普遍性和跨民族性；观点三强调文化的早期性及文明的后来性和相对高级性；观点四强调文化的具体性和文明的总体性。观点二将二者完全区分开来，虽避免了混用，但实用性不好，因一般大众和研究者通常不会从内在与外在、精神与物质等抽象层面分析和使用文化和文明，这也可从该观点在社会流传不广的事实中得到印证。观点三有其价值，强调文明的高级性和部分性。但在此理解下，如果单用文化概念，则无法强调文化所含文明的高级性等特点，不利于进行通行的文明比较研究；如果单用文明，又易导致文明和原文化的割裂，不利于理解文明整体性及其源头、传统等。相对而言，观点四将文明看作放大的文化，主要有五点好处。其一，避免了观点二将文化和文明完全分开所带来的麻烦。其二，强调了二者的区别，避免了观点一将二者完全混用和不作区分的弊端。其三，由于文明是比文化更整体的概念，文化作为文明的部分出现，这不仅可包含观点三文化先于文明的观点，而且也可包含观点三文明高于文化的观点，这是因为就事物发展规律言，后期的发展本就和前期相联系，自然既可扩大范围以包括更多内容，也可发展到更高阶段。这就避免了观点三的弊端。其四，使用也更方便，因为在此理解下，我们不仅可考虑不同文明大类型，也可考虑文明下具体文化的各种部分，这就利于同时从文明的整体比较和文化的具体部分两方面展开研究。其五，由于英语文化在当下全球文化中仍占优势，并常主导全球话语体系，而生活在英语文化中的人多认为文明包含文化。因此，采用此观点也更有利于国际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