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喧嚣与孤独的张力中，费孝通的成才之路与由此形塑的学术风格是主要来源。回首费孝通的人生，他的成才之路充满“巧事”传奇，实在无有二家。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出生在江苏吴江一个书香家庭，他接受的主要是“西学”教育。他的母亲开办了当地第一家幼儿园。十多岁时，他曾成为“振华女校”唯一男生，遇到杨绛。先入东吴大学学医学，阴差阳错如同鲁迅“弃医从文”转学到燕京大学学习了社会学，那是1930年，而影响他一生的老师吴文藻早他一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入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1933年来华讲学，对费孝通一生影响深远，直到晚年还重温帕克进行社会学的补课，而这一机缘来自费氏因病延迟毕业半年。帕克的“社区研究”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费孝通要去学习人类学，在1933年他大学毕业时，国内人类学只有清华史禄国可以招研究生，他成了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史上第一个研究生，且之后若干年都没招生，费孝通成为当时清华社会学唯一的研究生，也是史禄国在中国培养的唯一研究生。
青年时期的费孝通。
史禄国安排费孝通去英伦读书之前要在国内做一些实地调查，带着材料去读书，结果是瑶山调查的“不幸”成就了“江村调研”的幸运。这个材料正好与当时世界人类学的大转向合辙，他写成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功能主义人类学大师，即他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高度评价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一生这样的“巧事”很多。难怪87岁高龄时费孝通在吴江的一次谈话说：“我现在把巧事看得很重要。一个人要是没什么巧事，就很难成什么事情。……我自己的一生就是很多偶然事件联系起来，构成了我这个人的生命过程。”
《江村经济》，费孝通 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
费孝通的诸多“巧事”联结起来的一生，也铸造了其风格独具的治学之道。
经过多年的体会和琢磨，我认为费孝通的治学之道，可概括为“六字”：隐、情、活、执、搭和定。
费孝通的“文章笔法”：隐。他学习龚定庵“隐”的笔法，像《记王隐君》，“一个隐居的人，很难写，不能直接把他说出来。龚定庵一段一段地写，都是别人对他的反映，都可以看到他在里边活动。这篇文章用隐弊的笔法，这就高了，高了。文章要隐，这就高级了。在全篇文章里，一句都不让主人公出现，可是却让这个人物活起来了。”“隐”的笔法贯穿费氏一生的文章和学问中。他的文章信念是“文章不能直写，背后都有东西的，直接写出来就不好看了。都是隐喻。好就好在隐喻上边。不直接说出来，懂得的人就懂了。”
第二个字“情”是说费孝通作品里有“我”，这是当下许多学人需要学习的事情。尤其是社会学不仅有客观性要求的“科学性”，还有着“主观情感”的“人文性”，作者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错误地以为可以把“我”从作品里抽离出来。古人说：文如其人。文章里处处都有“我”“情”自然在其中。在“八股体”学术规范的背景下，我们是否应该为“费孝通式学术作品”留有一席之地？晚年费孝通谈学术时曾这样说规矩和格式问题：“在学术上，不能被格式套住，要想创新就得出格。规矩当然要有，先守规矩，在格式里跟人家学。学到一定程度，就要跳出来，创新，超过人家。”
第三个字：活，从实求知，做活学问。第四个字，讲“执”，意思是费孝通一生理论上的偏爱，即功能主义。我觉得费孝通先生非常高明地运用理论的方式，就像作为一本功能主义的作品《乡土中国》，正文从未出现马林诺夫斯基，也未出现“功能主义”的字眼，而是如同他在洪泽湖吃的“鱼汁粉丝”鱼汁融在粉丝里，功能主义理论融化在其中。
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年4月7日-1942年5月16日），生于波兰克拉科夫，英国社会人类学家。
第五个字：“搭”，即典型建构的“东搭西搭”。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把获得的材料联系在一起，像《杜鹃与杜甫》就把诗人杜甫与诗鸟杜鹃以“君臣”的关系联系在了一起。最后一个字即“定”，费孝通具有自主判断学术和世事的高超能力。六字真言的前五个字，都建立在这个“定”字上，非常高的定力。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正是这种定力的提升总结，近于化境。
费孝通治学之道，于今似乎已成绝响。在每年出版和发表的大量著作和论文里，几乎找不到这种治学之道的基因继承，更遑论发展。
据说，他晚年对社会学恢复重建的情况并不太满意，认为一个学科“挥之即去”容易，“召之即来”不太可能。尤其是要快速赶上去，他说“速成即是不成”。他的文章可以有散文笔法，“深入浅出，意远言简，匠心别具，趣味盎然”
（曹聚仁语）
。费孝通曾在20世纪80年代自己的学术文选序言里说过，他的文章被国内一流杂志认为不是学术文章而拒绝发表。在经历90年代学术规范化和之后四分之一世纪的一步步精巧化和格式化之后，“八股”的格调愈益牢固，我们是否需要一剂“费式风格”的文风为学术界注入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