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将“君主专裁”称为“专制的国体”，此文次年（1875年）3月刊登在《会馆记事》第2号附录中。[49]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出“专制”国体的。前此尾崎三良曾随三条实美的世子留学英国多年，此说当是根据他在英国的见闻与英语说法，加上他个人的理解提出的。不过，讲稿中“专制的国体”并没有明确与“despotism”对应起来，亦没有和中国联系起来。这一联系一年后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被译成日文而突显出来。
1876年日本人何礼之（1840-1923）根据英译本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翻译成日文《万法精理》时[50]开始采用“专制政治”这样的词汇来译“despotism”。译者在《万法精理》卷二第一回中说：
政府之三类称为共和政治（レプツブリック）、立君政治（モナルキー）与专制政治（デスボテ#ズム）。[51]
其中的“デスボテ#ズム”就是英语“despotism”的音读，译者将其意译为“专制政治”。该书以下部分反复使用“专制”、“专制政治”一词。在该书卷8第21回“论支那帝国”译者根据英译，明确将中国归为专制国家，其文做：据此所见，支那是专制国，其精神是畏惧。[52]
这是笔者所见最早明确将中国政体划归“专制”的日文著作。上引福泽谕吉所著的《西洋事情》中已将中国（文中称“支那”）政治归为“立君独裁[デスポット]”[53]，只是当时还没有将“デスポット”译成“专制君主”。《西洋事情》在日本幕末至明治时期影响极大[54]，书中的这一观点亦应广为人知。不过，将这种政体固定译为“专制政体”应是到了《万法精理》出版以后。此后，专制政体一词逐渐流行于日本。
1881年中江兆民发表的《君民共治之说》的开头指出“政体的名称有数种，曰立宪、曰专制、曰立君、曰共和。”[55]便是将专制视为政体。1885年出版的末广铁肠的政治小说《雪中梅》中就有“不知当今西洋事情，将专制政治理解为最好的政体”，“不同于立宪政体，将专制国家确立为优胜者的地位”[56]之说，亦是在政体的意义上使用“专制”一词。1888年底至1889年初陆羯南在《东京电报》上刊登的评论（1891年汇编成《近时宪政考》作为《近时政论考》的附录出版）中更是明确提到他是从何礼之翻译的《万法精理》中吸取的三政体说，不过，文中作者依然是“擅制”、“专制”混用[57]。
除了“专制政体”的日译史之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本思想界、政界对各种政体的认识。概括而言，自加藤弘之以降，明治时期无论日本的思想家还是政治家，根据欧美历史发展，均视“专制政体”为落后政体，为未开化的国度所采用，而立宪政体则是更好的制度。
在前引《立宪政体略》（1868年）中，加藤弘之在介绍完世界上五种政体，即属于“君政”的君主擅制、君主专治与上下同治，属于“民政”的“贵显专治”和“万民共治”后指出：
在此五种政体中，如君主擅制、君主专治与贵显专治等均为未走向开化文明国家的政体。其中如擅制作为蛮夷的政体属于其中尤为恶贱者。
而“君主专治”则是人文未辟愚蠢的民众众多的国家采用的制度，随着逐渐开化，转变为上下同治或万民共治制。作者指出：五政体中确实能制定公明正大，确然不拔之国宪，以求得真正治安之政体，唯有上下同治与万民同治二政体。因之称之为立宪政体。[58]
突出了上下同治与万民共治政体的优越性与正当性，这种观念成为日后思想界与政治界的讨论国体、政体问题时的基调。1873年11月，即征韩论决裂后次月，主政的大久保利通在向政府提交的“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中就指出世界的政体分为君主政治或民主政治，政体发展方向是归于民主，至于当时的日本则“维新以来……我国……政治依然因袭旧套，保留君主擅制政体”，尽管他亦承认未来应实行“君民共治”，当时依然因循旧制，实行的是君主擅（专）制政体，且认为此制适用于当时的风俗人情[59]，自然在他眼中过去的江户时代亦属于君主专制。因当时加藤弘之任天皇侍读，为天皇讲欧美的政体、制度与历史[60]，大久保所使用的 “君主擅制”当根据加藤的翻译。1874年因征韩论下野的板垣退助等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批评政府为“有司专裁”与“任意放行”，认为不应以百姓不学无智、未臻开明为由而拒绝设立民选议院[61]，实际是对执政的大久保利通等施加压力，希望尽快建立代议制政体。这批自由民权派与执政者在政体问题上的区别与其说是目标不同，不如说是在实现途径与方式、实现的速度上有分歧。这一点从8年后，即1882年板垣退助发表的《自由党组织の大意》演说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板垣指出确立立宪政体的7条障碍，其中就指出日本原来处在封建制，而封建制是通过专制来治民[62]，这一看法与执政的大久保的观点并无根本差别。实际到了1890年，著名政论家陆羯南还认为从史迹看，古代以来日本人习惯于专制政治——尽管不一定是君主专制，因而认为倡导自由、排斥政府干涉的自由论派的思想脱离日本的历史与现实。[63]
明治初年以来，日本思想界出现不少提倡共和、民选议院以及代议制，强调民权的人物，亦有将居于主流的主张君权的帝政论派斥为“专制论派”的说法[64]，各派追求的政体目标相去不远，而实现的途径差别较大，却几乎没有人否认“专制”与“专制政体”代表了落后与野蛮[65]。此外，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以前，日本各派思想家提出了许多种《宪法草案》[66]，亦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时人对立宪政体的追求与渴望。
《明治宪法》颁布后，尽管宪法规定天皇的实际权力相当大[67]，近于专制独裁者，但在形式上确立的日本国体是君主立宪制。当时即便是激进的思想家如幸德秋水也只是批评首相伊藤博文为专制的政治家，而不否认日本是立宪政体，且这种声音极其微弱，更重要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批评日本国体的专制性[68]，思想界与社会主流对明治体制，对于天皇的权力是认同和支持的[69]。可以说，从加藤弘之最早介绍西方政体学说以来，“擅（专）制”便成为描述政体或政治时一带有负面意义的词汇，位于政体进化链条的低端，而立宪政体则处在更高的位置上，对应于文明与开化。
总之，如果不考虑政治的实际运作状况，幕末明治初年以来，通过翻译、学习西方政治思想，特别是政体进化思想，日本思想界与政界接受了“专制政体”说，并视之为未开化国家实行的落后政体。译成日文的西方学说中亦包含将中国归入此一政体的内容。在这一思想氛围下抵达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与维新派等自然难免其影响，他们后来主要从负面接受“专制政体”观念与“中国专制说”应与此背景不无联系。
此外，18世纪以来日本的国学派思想家不断地贬低中国历史与政治，视之为“恶之国”[70]，加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落败，使得无论从现实，还是透过日本，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的更多是中国的负面形象与表述。可以说，日本思想界的翻译与认识成为后来中国思想界流行的“专制主义”、“专制政体”说的直接源头。
2.清末中国思想界对“专制说”的接受与传播
在近代接触西方之前，中国人头脑中并没有政体的观念，以往文献中的“政体”指的是为政的要领，与国家政权的构成没有关系。梁启超说“中国自古及今惟有一政体，故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尝有也”[71]，确有几分道理。其实，中国不仅没有政体分类的观念，恐怕连政体的观念也不曾存在。近代海开以后才逐渐对此有所了解，王韬是较早介绍西方立国原则的知识分子。[72]当时人们所接受的政体说是君主、民主与君民共主三类说。[73]
在这种新知识的影响下，遭遇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此时一个重要现象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盛行一时，成为人们批判传统制度的武器。[74]不过，此时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的重新兴起，是带有实用目的的“比附”，包含了对其说的许多拔高。如陈旭麓所指出“近代中国的民主不是从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直接孕育出来的，乃是由转述西方思想及其政制为起点，是在西方民主思想传入之后才去追溯中国固有的民主思想，在其开始，且怀有与视其它西方事物为中国古已有之的同样心理，说尧舜禅让就是民选总统，明堂则是议院的先河。”[75]
由于黄宗羲等锋芒所指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为君者，而非具体的某个“君”，受到其说的启发，并借助于西方引进的新思想，维新派知识分子开始从总体上批判中国的君权，这为数年后接受将秦以来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概括为“专制”的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谭嗣同在1896-1897年完成的《仁学》中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西人辄诋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提出“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76]二千年来的政治就是“秦政”，就是大强盗，这里已是将两千年的政体一以贯之，加以概括，且表现出了强烈的反传统的态度，充满了感情色彩。此说承袭了明末唐甄《潜书》中的思想，并补充了西方的“民主”、“平等”等观念，而他的其它观点亦明显继承了黄宗羲的思想。[77]当时严复、梁启超也持类似的看法。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1896年）中引严复看法，并表认同：“先生谓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此诚悬之日月不刊之言矣”。[78]一年后，他在《西政丛书叙》中又有进一步的论述，说：“中国三代尚已，秦汉以后，取天下于马上，制一切之法，草一切律则，咸为王者一身之私计，而不复知有民事。其君臣又无深心远略，思革前代之弊，成新王之规，徒因陋就简，委靡废弛，其上焉者，补苴罅漏，涂饰耳目，故千疮百孔，代甚一代，二千年来之中国，虽谓之无政焉可已”[79]，对秦汉以下的中国政治持全盘否定态度。梁氏此说或许是受到谭嗣同的直接影响。[80]此后无论改良派、革命派概括中国历代政体均沿袭了这种思维方式，只是此时尚没有使用“专制”一词来概括中国政体[81]，却在思想上为接受“专制”说做了铺垫。
就笔者所知，日本出现的“专制政体”说在1899年首先为梁启超所注意。[82]此前的1897年，他根据严复的译著，了解到欧洲政制有三种。他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说“严复曰，欧洲政制，向分三种，曰满那弃者（疑指monarchy——引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时者，世族贵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谟格拉时者，国民为政之制也。”[83]此时他并没有区分出君主独揽大权的政制，而只是说“专行君政之国”，并未云“专制”国。而到了1899年，他在该年4月20日出版的《清议报》发表的译作《各国宪法异同论》的前言中说：
故苟凡属国家之大典，无论其为专制政体（旧译为君主之国），为立宪政体（旧译为君官共主之国[84]），为共和政体（旧译为民主之国），似皆可称为宪法。
在正文第一章“政体”中，又有：政体之种类，昔人虽分为多种，然按之今日之各国，实不外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二大类而已。其中于君主国之内又分为专制君主、立宪君主之二小类。
随后简单介绍了欧洲诸国从专制发展到立宪的情况。[85]文中梁启超首次使用了“专制政体”、“专制君主”、“专制国”等词。[86]应该说，按照此文的观点，君主国只有专制君主与立宪君主两类，且专制乃是政体发展的必经阶段，可自然引申出中国为专制国、专制政体的结论，因为中国是君主国且无宪法。由于上述政体分类中已将“立宪君主国”从“君主国”分出，余下的所有“君主国”就都是“专制君主国”了。据此，梁启超在前言中指出的看来并不是完全对应的新旧译法，尤其是在内含与外延之间有相当的不同的专制政体与旧译君主之国间的对应，实际也能解释得通。君主之国即严复所说的满那弃，是“一君治民之制”，专制政体只是其中君权极度发达的一种形态。梁启超将两者对应起来，似乎为他将中国君主统治归为专制做了铺垫。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下文所揭示的他在中国政体归属上的摇摆。依梁启超的这种对应，专制说自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时起就有些含混乃至误解。稍后，梁启超在9月15日《清议报》上发表的《草茅危言》中首次指出中国三千年历史就是专制独裁统治。该文开头说文章录自日本深山虎太郎发表在《亚东时报》上的文章，实际夹杂了不少梁启超个人的话。其中指出：今欲举秦汉以来积弊，摧陷而廓清之，以举自强维新之政，则必自恢复民权始……余尝读史，汉以下历朝帝王不下数百人，而求其聪明叡知天下真主者，百中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则百五六，庸劣之主则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无十年之治……若有人于此，其力能摆脱三千年宿敝，变专制独裁之治，作众思公议之政，中国之天下不足治也。[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