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就炼丹术而言，古人在长期的炼丹实践中，先后运用过两种：一种是外丹术，另一种是内丹术。所谓外丹术，即用炉鼎烧炼铅、汞等矿石并掺和草木药物，配制成能使人服食之后“长生不死”的金丹或药金、药银。实践证明，采用这种方法炼制的丹药，并未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因此，北宋以后，外丹术渐趋衰微，道教徒们转为修炼内丹。内丹术近乎于气功的意念，是把人体的某些部位比作炉鼎，以人的精、气、神为药物，经过一定的炼养步骤，使精、气、神在体内凝聚成大丹而致“长生”。内丹家认为，精是基础，气是动力，神是主宰。修炼要以神驭气，以神炼精，使精、气相合而成“大药”。金元时期，全真道力斥外丹，专主内丹，王屋山道教也遂改以修炼内丹为主要修炼方术。现代科学认为，内丹术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的身心修炼方法，通过调动人体自身的功能，改变人的生命过程，从实践中探讨了人体生命的奥秘，揭示了人在修炼中的心理和生理变化，对人体科学和中华气功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我们在肯定内丹术的同时，也应该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对外丹术进行审视和评判。也就是说，尽管外丹术本身追求“长生不死”是不科学的，也曾招致许多人因服食丹药而丧生，但是，长期的炼丹实践，虽未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却对我国古代化学和医药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真可谓歪打正着，“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2]
纵观王屋山的炼丹实践和众多道家或道教人物的炼丹活动，如果我们排除炼丹术中尤其是外丹术的消极因素，应该说在历代炼丹家中，东晋的葛洪在推动古代化学和医药学方面，可谓成果颇丰。葛洪是东晋著名的道学理论家、炼丹家和医学家。他在总结前人炼丹经验的基础上，采集植物、矿石，开炉炼丹，并在炼丹活动中观察了大量的自然现象，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知识，客观上为后世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年葛洪曾修炼于王屋山抱朴坪。在这里，他一边炼丹，一边著书立说。其所著《抱朴子·内篇》，既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又道炼丹方术，《辞海》称其为“具体地记载了炼丹方术，为现存的历史时期较早的炼丹术著作。”[3]可以说，葛洪的这部著作，是研究中国道教炼丹史和古代化学史的重要史料，归纳起来，他在炼丹过程中所炼制出来的化学物主要有密陀僧（氧化铝）、三仙丹（氧化汞）等，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指出，对丹砂（硫化汞）加热，可以炼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在葛洪的著作中，还记载了雌黄（化学成份为三硫化二砷）和雄黄（化学成份为五硫化二砷）加热后升华，直接可以结晶的现象。葛洪和其他道教徒一样，原本炼丹是想炼出长生不死的仙丹。当然，这种仙丹是肯定炼不出来的。但他在炼丹的过程中，却发现了矿物质放在密封的鼎里用火来烧，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新的物质来，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炼丹家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炼丹术的化学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葛洪可谓跨出了炼丹的误区，走近了科学，并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因此，有人说葛洪实际上已经发现了最早的火药制作方法。我们则认为，葛洪仅仅是发现和分析了炼丹中爆炸的原因多是硝石和硫磺与其他混合物引起的，而并未在量和度以及掌握火候的冷与热上去做实验，安全有效地制造出火药。他所撰写的《抱朴子·仙药篇》也多为一些仙家炼制丹药的方法。当然，他的化学成就应当肯定。
我们说，王屋山孕育了中国古代化学，也不仅仅是葛洪一人的贡献，而是炼丹术作为古代一种文化现象，还有历代众多炼丹家们的参与和实践。王屋山对中国古代化学的贡献，还表现在比较成熟的炼丹工艺上，即把炼丹术分成火法和水法两种。所谓
火法
，就是冶金性质的无水加热法，而
水法
就是溶解法。但是，无论是火法还是水法，都必须有一套设备和工具。于是，炼丹家们就设计制造了丹炉、华池、坩埚子、抽汞器、蒸馏器等。这些设备和工具，经过一代又一代炼丹家的实践和改进，变得更加完善。直到今天，现代人进行化学实验的一些设备，就是由古人炼丹设备的工作原理改进而成的。涉足号称“天下第一洞天”王屋山的炼丹家们尤其是后世炼丹家们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概括起来说突出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把矿石、金属经过化学处理，炼成“长生药”的研究；二是想把普通金属变成黄金、白银的冶金研究；三是把植物制成“长生药”的研究。基于这种认识，经过反复实验，观察到了上百种物质在炼制过程中的变化，对许多单质、化合物的物质组成、性质，有了深刻的了解，为后世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如果研究化学，你便会发现，现代化学用人工合成化合物的方法，也是来源于炼丹术。比如：早在公元二世纪，《周易参同契》一书里，就有炼丹家把红色硫化汞加热分解成水银，将水银和硫磺掺合加热、升华变成红色硫化汞的记载。这是化学史上最早的人工合成化合物的方法。再比如：在水法炼丹中，古人还取得了许多至今仍然有效的化学工艺。例如：他们把酸碱反应和氧化还原反应统一起来加以运用的方法，利用溶解度不同制取药物等。还有，炼丹家异想天开想变铁为金，结果没有得到金却发现了在水溶液中金属可以置换的规律。这就是后来水法冶金胆铜法的起源。
总之，追根溯源，事实雄辩地证明：现代化学正是在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且与王屋山有缘。这是王屋山对人类的贡献。但是，我国古代炼丹术中最为辉煌的化学成就，远不止综上所述的这些方面。真正值得国人自豪和骄傲的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才是源于王屋山的炼丹术对于世界文明最伟大的贡献。
火药作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基本含义是以硝石、硫磺、木炭或其他可燃物为主要成分，点火后能迅速燃烧或爆炸的一种混合物。因为硝石、硫磺在古代都是药物，混合后易点火并猛烈燃烧，因此称为火药。那么，中国的火药是在何时何地又由何人发明的呢？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影响中国的100种文化》一书在介绍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之一火药时明确指出：“由汉代到唐代，炼丹家们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大胆的试验，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却在炼制仙丹的过程中发明了火药。唐代炼丹家们于公元682年首创‘硫磺伏火法’，公元808年又创‘伏火矾法’，这两种配方，已初步具备火药的成分，在理论上近似4KNO3+S2+6C→2K2S+2N2+6CO2公式。在此基础上……我国首创的黑色火药便正式出现了。”[4]从该书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中国火药的问世最早是在唐代，即公元682年。文中虽然没有点明是何人在何地发明了火药，但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常识》教科书上，在《古代文化》一章中则明确指出：“火药是我国古代的炼丹家在炼制丹药时发明的。唐朝的孙思邈，最早记下了把硝石、硫磺、木炭混合在一起制成火药的配方。”[5]这种火药的配方，即指“硫磺伏火法”，亦称“伏火硫法”，最早见于孙思邈在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编著的《丹经》一书。而“伏火矾法”则是在清虚子于唐永和三年（公元808年）编著的《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一书中记载的。而在宋代人编纂的《诸家神品丹法》卷五中，均有“伏火硫法”和“伏火矾法”两种配方的记载：
“
伏火硫法
”的配方是：硫磺、硝石各二两，今研。右用硝银锅或砂罐子，入上件药在内。掘一地坑，放锅子在坑内，与地平，四面却以土填实。将皂角子不蛀者三个，烧令存性，以钤逐个入之。候出尽焰，即就口上着生熟炭三斤簇煅之，候炭消三分之一，即去余火，不用冷，取之，即伏火矣。
“
伏火矾法
”的配方是：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渐起，以湿纸四五重盖，用方砖两片捺，以土冢之，候冷取出。
从以上两种配方看，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清虚子把孙思邈的三个皂角换成了三钱半的马兜铃。而从属性上讲，皂角和马兜铃都是含炭的物质。这说明，两种配方都具备火药中硫、硝、炭三种最主要的化学成分。因为本文本章所要证明和探寻的核心问题是谁最先在何地发明了火药，还因为从时间上讲，孙思邈的“伏火硫法”早于清虚子的“伏火矾法”126年，所以，无论清虚子是否在王屋山发明了火药的配方，也就不属于我们的探讨范围了。
那么，孙思邈是在何地发明了火药的呢？提起孙思邈，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孙思邈（公元581—682），是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代著名道士和医学家，世称“药王”，博通百家之学，尤好老庄，兼通佛典。历史上，尤其是在民间，人们往往注重他在医学方面的贡献，都知道他所著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医学著作，千古流传，成为祖国医学特别是中医学宝库的珍宝。遗憾的是，除学术界外，却很少有人提及孙思邈时，说他是中国古代火药的发明人，甚至在多种版本的有关孙思邈的传记中，也未曾见到他发明火药的记述。而我们经过多年研究，发现孙思邈不仅是我国最早发明火药的人，而且发明火药的地点，就在王屋山。
欲解孙思邈在王屋山发明火药之谜，时间的切入点是一个关键而核心的问题。《影响中国的100种文化》一书，明确指出了“唐代炼丹家们于公元682年首创‘硫磺伏火法’”[6]，即火药发明的配方，而“公元682年”这一关键的时间切入点，可以佐证一个事实，即孙思邈的《丹经》是在这一年完成的。否则的话，他在“公元682年”发明了火药配方，他又同时在这一年仙逝，怎么会有《丹经》问世呢？遗憾的是，据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千金方》一书介绍：“《千金方》（包括《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是孙氏惟一传世之作。”[7]按此说法，《丹经》一书应和孙思邈的其他著作一样早已失传。但是，只要火药的配方和《丹经》的问世是在“公元682年”，这就说明孙思邈与王屋山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国中医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主任张其成，在2000年1月为济源市政协文史资料第6辑《王屋山药王觅踪》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曾说，他研究孙思邈多年，过去只知道孙思邈曾被唐太宗、唐高宗多次诏为国学博士、谏议大夫而均予谢绝，唯于咸亨四年（673年）任承务郎执掌尚药局，可是一年后，即上元元年（674年）辞疾请归，直至寿终这一段时间究竟归隐何处，却成为一个难解的谜。直到20世纪的最后一个金秋，他到济源参加“王屋山古文化研讨会”并实地考察了王屋山上的孙思邈坟茔，才知道这里还是药王孙思邈终老的地方。也就是说，孙思邈晚年辞官归隐之后，从唐上元元年（公元674年）至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是孙思邈人生的最后8年。如果说孙思邈人生的最后8年是在王屋山度过的，并且仙逝后埋葬在这里，这将对研究《丹经》的成书时间，即记录火药配方的时间，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时间段。我们的依据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