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是2008年9月份卸任中科大校长,他们是2009年春节来找我,等于我刚一卸任就来找我了。我犹豫了一段时间,就给他们写了封信,因为我的经验,觉得中国教育有个深层次的简单规律,愿意试一试,可能对教改有帮助。
我首先要说,教育应该多种多样,但是过去几十年我国教育界最关注的是精英教育,大家都在想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如何培养拔尖人才。所以我这里说的问题是精英教育中的问题。以培养劳动者的素质为目标的大众教育另当别论,本来中国教育的大多数应该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这是国家应该有的战略。
国内的一流大学建设,目标都是培养科技拔尖人才,其实道理不复杂,但是谁都不去正视它,过度讨论,把问题说得很复杂。
南科大做的就三点。
第一,学校要凝聚一批好的老师,不是按照职务、职称、头衔来看,而要按照能力和活力,这种人往往是头衔并不高的中青年;
第二,师生比要高,学生才能够充分地跟老师一起研究、学习;
第三,管理部门应只管大方向和提供支持,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尽可能好的条件,让他们按照教育的规律去发展,没有多干预。
在我任期那几年,南科大的管理队伍很精干。如果我们的管理部门多,人也多,又有权,他们的很多意见可能都出于好意,但他们的干预往往就把事情搞坏了。
好的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就是要让好的老师和学生,充分接触,按认知的规律发展。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一块土地,如果没有人去干预,让它完全纯天然发展,几十年、几百年它就成了一片茂密的森林;如果有人干预,想把它培养成自己以为好的一片树林,那片树林一定不会长得好。
澎湃新闻:
或者是千篇一律。
朱清时:
办好研究型教育就是这样,有好的教师,让学生跟老师一起做研究、学习、交流,管理部门提供支持但不干预教育。
我对这三条为什么有把握呢?因为西南联大就是这样的。西南联大身处战乱中,就是靠这三条——好老师,高的师生比,没有什么行政干预,办学仅仅七年就成为中国高教的高峰。我就想,我们在新时代应该重试一下西南联大的这种做法,何况我们还有比他们好得多的物质条件。
澎湃新闻:
从2009年到现在,您认为当时看到的问题现在是否有发生改变?
朱清时:
还是一样。我觉得南科大这五年,很幸运顺利地结束了,我们是连跑带爬把五年做完的。我最初也不敢想教改实验班学生有这么好的结果。因为当初社会上说这些学生是实验的小白鼠,要为教改实验牺牲,这是当时我最大的压力。最后他们的结果都很好,受欢迎,说明他们也是这次教改实验的赢家。
不仅如此,由于教改实验班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计划都不全,还有几个教师上同一门课的事,这些都是不足之处,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有一批好的老师,师生比高,学生能够充分地跟教师一起做研究、学习。他们的成功证明了前面说的三点确是教育深层次的规律。
我不久前刚跟他们回来的十几个在深圳团聚了一次,这些学生请我吃饭,家长也都来了。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没有国家认证的学历文凭,你们现在感到有困难没有?他们说没有,他们都没有感到有什么困难,反而是因为他们是南科大的毕业生,到什么地方去都受关注。
“扩招有利有弊,中国教育要多元化发展”
澎湃新闻:
您到南科大之前写的信里面,提出要遵循“小规模,高水平”的办学宗旨,事实上您在中科大的时候,大家一直称赞您当时抵制了扩招的趋势。请您谈谈坚持小而精办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