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倘或读者不是只取轻灵，而愿埋头一读厚重之作，则罗志田老师的《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应是了解这一议题的首选。是书2003年由三联书店初版后，2023年又推出新的版本。两版之间隔了二十年，中国学术和学术界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不少变化，使得书中的某些处理方式已经显得不再合宜（作者在新版序言中对此有所交代），但只要“国学”仍然搅缠在国人心头，该书的指南作用便无可替代。
此书主要从思想史角度着墨，论述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国知识界在“整体性新旧对立”的情势下对“国学”的认知。彼时所谓“国学”还刚刚诞生，尚未产生后来的许多新鲜花样（比如“社会上”的“国学班”之类），对它的关注大体还局限在学术界、思想界，显得有些“曲高和寡”（相对于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而言），但在其后续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且至今仍未解决的诸多“问题”，其实早已隐伏其间。
“国学”是近代的产物。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面对列强的军事、商务和政治入侵屡战屡败，使得一个问题越益尖锐而无可逃避：这种近乎整体性的败绩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技不如人，甚至在根本方向上就是错的，需要全盘否弃，重新来过？“国学”的提出显然是对此问题的一种回应。其拥护者试图通过回向传统，发掘历史资源，展示并刷新和释放中国文化的活力，由此将中国（不只是其文化）带入更为开阔和光明的未来。相对于在近代思想界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推陈出新”之路，这条思路秉承“温故知新”的古训，更具建设性。然而，深入其内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概念并非一清如水，简单明了；其中充满吊诡，提示出近代中国的尴尬处境。
这首先表现在，和“国学”
（及其同义词“国故”“国故学”等，下同）
带给人的“包浆感”不同，它本身绝非中国传统的产物，而是二十世纪各种“新”学术的一种。作者明确指出：“清季主张保存国粹者未必守旧而实尚创新。”直到今天，恐怕还是如此。本书有专章展示清末学界“重建国学的努力”，其具体方法是将传统学术的某些成分（往往还是主流）排除在外，归之于和“国学”对立的“君学”一方（作者敏锐地指出，这一办法有“可能导致中国‘无学’的结论”——只是彼时致力于“重建国学”的人们绝未想到这一点）；而将另一些原本并不怎么受到重视的因素提升为“国学”的主干。如此，“重建”其实是“新建”。
从日本引进的“国学”一词（及其内涵）不只不“故”，实际也并不怎么“国”。从一开始，“国学”就是向“西学”开放的。清末《国粹学报》的同人主张“国粹无阻于欧化”，并试图将外来学术的优秀因子“囊括”进“国学”之中，体现出“本西学以讲中学”的取向。这种做法当然极大拓展了“国学”的内涵空间，但也无疑削减了其中“国”的意味：假如西学也是“国学”的一部分，甚至根本就决定了“国学”发展的方向，则其实或也可说并无什么“国学”可言。从学术发展的趋势看，到了二十年代中后期，国学作为“学”的地位大受质疑，以至“‘国学’一名终于不立”，反而是“国故学即是文化史”这样的主张为思想和情感相互对立的两派学者（但两边皆研究国学）共同接受，“国学”在实际上走向了“史学”。虽然“史学”也是“中国所固有”的学问，但作为“国学”的史学与中国固有的史学并不相同——它看起来离西学更近，至少在形式上如此；而造成这一后果的最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史学”在“西方学术分类中”也能找到。如此，“史学”一名跨越中西新旧的藩篱，产生了调停的效果，但更多地得力于“西”与“新”，而非“中”与“旧”。
经过一百多年迁变，如今即使是充满“国学”自觉的学者，至少在所著成果的形式上也已相当“西化”了。记得若干年前我一度负责本单位的资料室，有同事力主应该采用“四库分类法”，将学院图书按照经史子集重新归类，认为这么做才够“中国”。然而，且不说“四库”是两晋以后才成立的图书分类法，未必就有那么“正宗”（如果“正宗”意味着“更早”），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二十世纪以后出版的图书塞入这个系统，会遇到许多麻烦：我们显然很难把自然科学著作一股脑算作“子部”了事，而马恩列斯的作品又该如何归类？假如归于“经部”，则它们和“六经”“十三经”又孰先孰后？这类“食马肝”式的疑惑，那同事无法回答，我也只能采用大家已经习惯的西来之法。形势强过人。
然而，“国学”二字也正试图给人以既“国”且“故”的印象，而且似乎已经成功地在公众乃至相当一部分学者中造成了相应印象，无论是其拥护者还是反对者，皆惯于顾名思义，把“国学”看成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很少有人刨根问底，追究其本来面目。作者注意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新文化人”主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似乎已经忘记了“‘国学’先已不‘旧’”的事实，而提出了“‘新国学’的口号”。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又有学者再次拈出此名，生动展示了“国学”不断“追求进步”的心态，也提示我们，即使赞同“国学”这一名号的人对其性质也不免有所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