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倘或读者不是只取轻灵,而愿埋头一读厚重之作,则罗志田老师的《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应是了解这一议题的首选。是书2003年由三联书店初版后,2023年又推出新的版本。两版之间隔了二十年,中国学术和学术界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不少变化,使得书中的某些处理方式已经显得不再合宜(作者在新版序言中对此有所交代),但只要“国学”仍然搅缠在国人心头,该书的指南作用便无可替代。
此书主要从思想史角度着墨,论述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国知识界在“整体性新旧对立”的情势下对“国学”的认知。彼时所谓“国学”还刚刚诞生,尚未产生后来的许多新鲜花样(比如“社会上”的“国学班”之类),对它的关注大体还局限在学术界、思想界,显得有些“曲高和寡”(相对于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而言),但在其后续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且至今仍未解决的诸多“问题”,其实早已隐伏其间。
“国学”是近代的产物。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面对列强的军事、商务和政治入侵屡战屡败,使得一个问题越益尖锐而无可逃避:这种近乎整体性的败绩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技不如人,甚至在根本方向上就是错的,需要全盘否弃,重新来过?“国学”的提出显然是对此问题的一种回应。其拥护者试图通过回向传统,发掘历史资源,展示并刷新和释放中国文化的活力,由此将中国(不只是其文化)带入更为开阔和光明的未来。相对于在近代思想界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推陈出新”之路,这条思路秉承“温故知新”的古训,更具建设性。然而,深入其内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概念并非一清如水,简单明了;其中充满吊诡,提示出近代中国的尴尬处境。
这首先表现在,和“国学”
(及其同义词“国故”“国故学”等,下同)
带给人的“包浆感”不同,它本身绝非中国传统的产物,而是二十世纪各种“新”学术的一种。作者明确指出:“清季主张保存国粹者未必守旧而实尚创新。”直到今天,恐怕还是如此。本书有专章展示清末学界“重建国学的努力”,其具体方法是将传统学术的某些成分(往往还是主流)排除在外,归之于和“国学”对立的“君学”一方(作者敏锐地指出,这一办法有“可能导致中国‘无学’的结论”——只是彼时致力于“重建国学”的人们绝未想到这一点);而将另一些原本并不怎么受到重视的因素提升为“国学”的主干。如此,“重建”其实是“新建”。
从日本引进的“国学”一词(及其内涵)不只不“故”,实际也并不怎么“国”。从一开始,“国学”就是向“西学”开放的。清末《国粹学报》的同人主张“国粹无阻于欧化”,并试图将外来学术的优秀因子“囊括”进“国学”之中,体现出“本西学以讲中学”的取向。这种做法当然极大拓展了“国学”的内涵空间,但也无疑削减了其中“国”的意味:假如西学也是“国学”的一部分,甚至根本就决定了“国学”发展的方向,则其实或也可说并无什么“国学”可言。从学术发展的趋势看,到了二十年代中后期,国学作为“学”的地位大受质疑,以至“‘国学’一名终于不立”,反而是“国故学即是文化史”这样的主张为思想和情感相互对立的两派学者(但两边皆研究国学)共同接受,“国学”在实际上走向了“史学”。虽然“史学”也是“中国所固有”的学问,但作为“国学”的史学与中国固有的史学并不相同——它看起来离西学更近,至少在形式上如此;而造成这一后果的最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史学”在“西方学术分类中”也能找到。如此,“史学”一名跨越中西新旧的藩篱,产生了调停的效果,但更多地得力于“西”与“新”,而非“中”与“旧”。
经过一百多年迁变,如今即使是充满“国学”自觉的学者,至少在所著成果的形式上也已相当“西化”了。记得若干年前我一度负责本单位的资料室,有同事力主应该采用“四库分类法”,将学院图书按照经史子集重新归类,认为这么做才够“中国”。然而,且不说“四库”是两晋以后才成立的图书分类法,未必就有那么“正宗”(如果“正宗”意味着“更早”),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二十世纪以后出版的图书塞入这个系统,会遇到许多麻烦:我们显然很难把自然科学著作一股脑算作“子部”了事,而马恩列斯的作品又该如何归类?假如归于“经部”,则它们和“六经”“十三经”又孰先孰后?这类“食马肝”式的疑惑,那同事无法回答,我也只能采用大家已经习惯的西来之法。形势强过人。
然而,“国学”二字也正试图给人以既“国”且“故”的印象,而且似乎已经成功地在公众乃至相当一部分学者中造成了相应印象,无论是其拥护者还是反对者,皆惯于顾名思义,把“国学”看成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很少有人刨根问底,追究其本来面目。作者注意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新文化人”主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似乎已经忘记了“‘国学’先已不‘旧’”的事实,而提出了“‘新国学’的口号”。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又有学者再次拈出此名,生动展示了“国学”不断“追求进步”的心态,也提示我们,即使赞同“国学”这一名号的人对其性质也不免有所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