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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优秀。恰恰相反，这两个名字曾经响彻欧洲大陆。如果意大利有德国那样的“桂冠法学家”的话，在一战以前非德尔维奇奥莫属。而古维奇则曾经是列维·施特劳斯等顶尖社会学家的授业恩师。除了科学上的重要性之外，二人法国法学研究组织上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他们在创立于1931的法国“国际法哲学与法社会学研究会”（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du droit et de sociologie juridique）和期刊《法哲学与法社会学档案》（Archives de philosophie du droit et de sociologie juridique）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个在1940年德国占领法国时香消玉殒的短命研究会一开始恰恰是为了与日渐倒向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IVR）对抗而诞生的。此二位——特别是古维奇在协会中发挥的作用正好从一个角度体现了个人的良知在政治风潮中的无奈和抗争。
古维奇1894年出生于俄罗斯黑海畔诺沃罗西斯克的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从里加和罗斯托夫接受了中学教育后，古维奇来到现在位于爱沙尼亚的塔尔图斯，学习法律，并同时在德国作研究。随后他在圣彼得堡接受著名法学家和心理学家莱翁·彼得拉日茨基（Leon Petrażycki，1867~1931，现在一般认为是波兰学者，在道德心理学和法哲学方面建树颇丰）的指导，并开始了教学生涯。1917年十月革命时，他也投身了革命热潮。而到了1920年，苏俄内战末期，苏联当局厌倦了这个反对列宁集中制的青年，古维奇只得离开了红色苏联，辗转欧洲，并于1925年来到了巴黎，就学于索邦，时年31岁。古维奇在1958年第六期的《新文学》亲自回忆了这一段可以认为是古典贵族青年传统延续的欧洲之旅——虽然蒸汽机的出现让这段历程比此前伴随着不时决斗的壮游少了不少浪漫气息。是年，法国从鲁尔区撤军；伟大而长寿的惹尼（François Gény, 1861~1959）带着无上的荣光从南锡法学院院长的职位上荣休，他的《实在私法中的科学与技术》第四卷也出版，标志着20世纪前30年最优秀的法国法哲学著作的完成；另一位反动的天主教法学家勒菲尔（Louis Le Fur, 1870~1943）也出版了他的《法学基础》，并且开始在海牙国际法研究院授课。
此前，古维奇已经用德语发表过关于法社会学的论文，并且在法国讲授德国哲学、主要是现象学的课程。1928年，古维奇归化为法国公民。四年后，也就是1932年，他的文学博士论文《社会法的理念》在巴黎出版，由上面提到的那位反动天主教法学家勒菲尔撰写了前言，这篇前言本身也是重要的思想史文献。在那个时代，哲学、心理学、法学和文学之间的界限，本来就不像现在那么清楚。在他离开巴黎去斯特拉斯堡任教的时候，整个法学界都意识到一颗来自东方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没有人怀疑这是一个辉煌灿烂的学术生涯的开始。
当然，他仍然拥有一个甚少有人能比肩的学术生涯。只是，我们都知道30年代是怎样一个萧条、动荡、极端势力抬头的年代，紧跟而来的40年代则充满了战火、背叛和欺骗。
让我们回到1930年。建立于1909年的德国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IVR）已经进入了青年时期。几乎和我们中大部分人一样，IVR有一个躁动和混乱的青年时代。随着纳粹的上台，IVR里越来越多的会员开始表现出倒向纳粹的倾向。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古维奇和恩师勒菲尔合作于1931年在巴黎建立了法国自己的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研究会和期刊《法哲学与法社会学档案》。最初，勒菲尔出任主席，古维奇出任秘书长，主要的参与者还包括惹尼、德尔维奇奥、哈罗德·拉斯基和现在对我国法学影响颇深的罗斯科·庞德。随后，德尔维奇奥接任主席，古维奇仍留任秘书长。协会大部分的行政工作主要由古维奇和后来加入的保罗·莱昂（生平不详）负责。古维奇在游历欧洲时积累下来的人脉和名气引得当时在欧洲的伟大法学家争相来投，除了德尔维奇奥之外，数得上名的还有凯尔森（Hans Kelsen, 1881~1973）、新慈海默（Hugo Sinzheimer, 1875~1945）、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 1878~1949）、康托罗维茨 (Hermann Kantorowicz, 1877~1940)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