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除了对拿破仑法国和二战后苏联的锁定几乎毫无悬念外,英语民族其他几次锁定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与反复,因为错误的锁定对其霸权而言,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一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一战前,英国拥有世界霸权,但美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英国,法国、沙俄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激烈争夺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国在工业、海军和殖民地争夺方面也表现的咄咄逼人。
最终,英国锁定了德国,但有一个事件可以证明英国选择的犹豫反复和艰难:仅仅在一战爆发前十年,英国还支持日本打败了(十年后一战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国在战争中则支持沙俄,德皇差点利用日俄战争,通过“毕由克条约”把沙俄拉进自己人的阵营。
二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这次英国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选择,美国、苏联两个“幕后”大国实力强大,英日同盟早已解体,张伯伦长期对德国绥靖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
在欧洲同德国迎头相撞,两败俱伤,不仅可能使苏联红军“席卷欧洲”,还可能导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终,英国再次锁定了德国,并在战争中赔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权。
冷战后美国对“头号挑战者”的锁定: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是美国急于“和平演变”的头号目标,但消化拥有庞大核武库的俄罗斯,迎接日本激烈的经济竞争,阻止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坐大,使得美国根本无力将目标专注于中国,布什——切尼在2000年大选中猛烈攻击克林顿给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机会,但他们上台不久,就爆发了911事件,他们设想通过战争控制中东、中亚,加强同中国及其他大国的博弈筹码,但结果却是把美国引入了泥潭。
二、组建全球包围同盟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后,英语民族立刻就启动组建全球包围同盟的程序,不惜出让重大利益,拉拢过去和未来(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对手,这包括联合德(普)俄组建反法同盟,联合法俄、法苏组建反德同盟,二战后联合德日组建反苏同盟等。
显然,不组建包围同盟,自己同“头号挑战者”迎头相撞,就不仅必然给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权的机会,甚至自己还有被“头号挑战者”打败的危险,多次成功组建包围同盟,证明了英语民族是国际政治舞台上高明的组织者。
三、推动“同盟者”首先走向对抗战场
仅仅组建包围同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同盟条约可以在一夜之间作废,英语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缘优势,把“隔岸观火”的特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创造各种条件(包括利用“头号挑战者”的错误),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对抗的战场:打败拿破仑大军的主力是沙俄,一战消耗德国陆军主力的是法国、沙俄,二战打垮德国陆军主力的是苏联红军,冷战如果转化为热战,欧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国成为战场……
英语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于“同盟者”走向同“头号挑战者”对抗的战场,那么自己不仅存在被打败的危险,“隔岸观火”的“同盟者”同样有取代自己霸权的可能。
法德苏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工业革命200多年来,确实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全球性霸权,但这不是因为什么“英语民族霸权天命论”,而是因为法德苏日都先后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拿破仑在打败奥地利和普鲁士后,如果不入侵沙俄,那么英法博弈的结果还是难以预料的;俾斯麦通过与沙俄的“再保险条约”为德国的安全奠定了稳固的基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弃成功的“俾斯麦传统”,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即使英美联合力量也未必能动摇德国在欧洲的地位;
列宁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使苏联成功打败德国纳粹,成功地在同美国霸权博弈中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却使得苏联不战而败;同法德苏不同,日本先后两次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挑战,都没有单独成功的可能。
从历史中可以发现,在英语民族与其挑战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决定命运的“力量支点”作用,这对直面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国而言,不无启示作用。
四个误区:不愿承认中美关系发生质变
对美国捍卫绝对霸权信念的坚定性顽固性和极端敏感性,中国是缺乏体验的,这就导致了若干认识误区。
误区一:即使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综合国力同美国也有很大差距,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捍卫者的正常思路是这样的:因为要分散力量面对众多的大国,所以某个综合国力弱于自己,但却在经济或军事领域迅速赶超自己的国家,就具备成为了“头号挑战者”的要件,如果放任这个国家综合国力超过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战的问题,而是霸权转移的问题。
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的1890年代,美国的综合国力也落后于英国,伦敦城地位高于纽约,皇家海军远强于美国海军,美国陆军则完全不值一提,美国的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欧洲,经济也呈现出粗放化、山寨化、盗版化特征,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的幅员也远小于英国……
但是,最终取代英国霸权的还是美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美国会千方百计阻止其他国家拷贝自己的成功经验。
误区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与美国为敌,永不称霸,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中国目前的政策,确实让美国锁定中国更为犹豫并难以凝聚国内共识,但影响美国决定的根本点,还是基本的国力对比变动趋势。
而且,在国际关系中,“A国不把B国作为主要对手,不等于B国也不把A国作为主要对手”。
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把欧洲大陆的法国、沙俄(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国结盟,但这不影响英国把德国作为“头号挑战者”加以打击,因为英国认为,打败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国将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权地位,而这是英国绝不容许的。
因为没有清醒认识到被英国锁定,所以背弃“俾斯麦德俄(苏)谅解传统”的德国,犯下了难以挽回的致命战略错误。
同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也不把美国当做对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以金融战、北约东扩等一系列手段,几乎把俄罗斯逼近死角。
误区三:中美有紧密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又共同面对众多全球性挑战,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国家当然对具体的合作利益和解决国际问题高度关注,但捍卫霸权的本能,决定了其更关注其他大国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对比。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在于,虽然美国是双边关系设定议题的主动一方,但和平发展的中国却是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主动一方,对此我们中国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国人却并不缺乏敏感。
一战前英国锁定德国时,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对法国而结成的历史传统友谊,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耳曼同宗,英国的汉诺威王室来自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英德两国还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