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5年，日本投降，港英当局拍卖日军遗留的物资，如大小船只、发动机、水泵和各种破铜烂铁等。霍英东意识到，那些被视为废铁的机器，只要稍加维修，便能卖出好价钱。就这样买进卖出间，他赚下了第一桶金。几年后，靠着这些钱，他开启了海上驳运业务。
另一边，李嘉诚在1950年辞去销售员工作，创办了塑胶厂，自己当起老板。
香港富商的发迹史，也是香港的历史。其中，霍英东和李嘉诚，是这种香港叙事的两个典型。殖民时代前期的香港，是自由港口，
港英当局推行低利得税，限制社会福利支出、最低劳动保障，实行自由贸易、资本自由进出。战后，拥入香港的移民达到了一个高峰。人口，以及以有价证券、黄金、外币等形式涌入的资本，为千疮百孔的香港，注入了复苏的血液。
李嘉诚敏锐，洞察到向来只重贸易的香港，将迎来制造业的复苏。这是他在英文杂志《当代塑料》 中琢磨出来的：未来，将是塑料引领的时代。1950年，22岁的李嘉诚在筲箕湾租下一间破旧厂房，挂上“长江塑料厂”的牌子，寓意不择细流，汇聚百川。
他本瞄准了内地市场，觉得前景可观，而且英国政府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很快，香港财团和商人便意识到中英关系的错综复杂。朝鲜战争让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急转直下，美国主导下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港英当局也实施了封锁令，限制与内地物资往来。许多商人望而却步，李嘉诚也不例外。
霍英东，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暗中向内地贩运物资。这段“战火情义”经历，让霍英东和包玉刚等人与大陆结下了深厚情谊，也使他们被美国政府拉进了“黑名单”。1995年，霍英东接受传记作家采访时，首次亲口承认了当年的作为，他说自己最早是从贩卖柴油开始的，后来做过药品、胶管等，但是，“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
但在当时，城中谣言四起，传其因走私军火，将被港英当局递解出境。谣言甚至波及他在香港的地产业务，很多买了房的人，上门要求退款。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推测了两种可能性，一是港英当局不满他已久，放风混淆视听，二是得罪了一些地产界的同行，尤其是后起之秀。
彼时，香港已经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房市、股市“枝繁叶茂”。作为最早杀入楼市的商人之一，霍英东首创了“售楼说明书”，也就是“卖楼花”——分期付款，由此房地产才变成人人可参与的投资行业。
就这样，纵横跌宕间，霍英东很快成了“楼市大王”，盛极一时。但属于李嘉诚的时代，也很快就到来。
霍英东“楼市大王”的风头，并没有持续太久。他和港英当局的矛盾，正在一点点积压。
1964年9月，
霍英东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典。为了避开香港移民局，他绕道澳门，坐了10个小时的汽车，转道杭州，最终与观礼团一同进京。
那是霍英东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和邓小平。
他在自述中坦承自己对中国内地的感情，很快招来了港英当局的刁难。1965年，港英当局推出了海军船坞地皮公开招标计划，拍卖面积达27英亩的黄金地段。他下标几千万，最后落标时，港府却告诉霍英东：这块地不卖了，打算收回来。
1967年，香港工潮风起云涌，港府和左派力量展开长期的对峙，甚至爆发流血事件。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霍英东，决定暂避风头，去海外避了一段时间，但回港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卷入新的风波——“星光行”事件。
星光行是1962年就开建的项目，位置极佳，由霍英东参与合资的九龙置地公司主导，共投资3000万港币，是一个大型地产项目。霍英东个人承担1750万，即总投资的60%。
星光行的一个大租户，叫中艺公司，以经营中国工艺品为主，有中资背景。港府认为这是霍英东亲中的表现，于是对其进行整治。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将星光行列入“黑名单”，所有星光行租客不能买卖美国产品，收银机也不行。
租客们对星光行望而却步，霍英东不得不以超低价租出。电话公司还出恶招，打电话给有意向的租户，警告不要租星光行。于是，商家不断撤离，星光行成了死楼。霍英东最终以3750万港元，卖给了英资置地公司，损失可谓极其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