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董越：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90年代的路有多窄 | 正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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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越：那时候根本没想到主题，很多创作最早的驱动是偏“非语言的共鸣感”，很难用语言准确描述其吸引力所在。因为我们都有过相似经历和遭遇，那种无望的感觉，梦想越强烈，失落感就越强，失败感会将人笼罩住，这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我想做。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孟中使用暴力的方式，是将内心的愤恨、放纵都表现出来了。有些人是内伤，不断伤害自己，而他是把情绪施加在陌生人身上。我觉得这事一下子变得很复杂，风平浪静后，会有道德、良心上的不安，这种复杂的人的多面性很有意思，值得去探讨。联想他现在的身份、所处圈层，他要解决这种良心不安的话会发生什么，故事就接着往下进行了。

正午：你之前曾说过不想把《暴雪将至》做成纯文艺或纯商业的电影，也不喜欢特别闷的电影，《戴假发的人》是否有做过类型化处理？

董越：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到了我的目的，节奏蛮快的。只是我想讲的事比较多，有些东西不想直白地讲出来，我特别喜欢话要说三分的表达形式，看电影得留出想象空间，让我琢磨话背后蕴藏的意思，不然我就觉得没法看下去了。

正午：这部电影给观众的留白和想象是什么？

董越：这得问观众。我觉得观众说看不懂的地方可能都值得探讨。但这片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较闭合，基本把该解答的都解答了，只不过要表达的东西有点婉转。

正午：回到故事本身，电影设置了少女性侵案、出租车暴力事件以及最后的被敲诈，为什么会设置多个事件并行？

董越：这是剧本创作第二阶段策划的结果。第一阶段的剧本其实特别简单，没有少女性侵案这条线索，只是聚焦在孟中和魏娴的情感纠葛，节奏比较缓慢，更像艺术片，虽然有冲突和暴力，但展现暴力的手法也是极简的方式。

但这种处理方式也存在问题，好看的东西忽略掉，直接给结果，挺风格化，但精彩度不够。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关于主人公的人物设定，也要有非常明确的道德观念。

我自己做片子前期比较任性，基本从文学阅读经验中来，我喜欢《局外人》里默尔索那种人物形象。后来知道主人公的设定需要有人物价值观，就集合各种意见重新修改，让他变得更积极，并重新安排完善了这个人物的道德观念。

增加少女性侵案这条线索后，一下子解决很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这个人内心也变得复杂，变成了另外一个角度的救赎心理。

王影璐饰演的魏娴/受访者供图

正午：多个案件并线叙事的话，在情节设计时如何让不同案件的衔接更加流畅，从而易于观众理解？

董越：其实叙事并不算特别成功，因为我想讲的事情太多，这是我的问题，想法比手法更丰富，我的电影手法根本招架不住心里不断涌现的想法和感受。

正午：主角作为律师的职业背景对故事讲述或人性展示更有帮助吗？

董越：角色的背景设置有一种缘分在里边，《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个法律系学生，和这里有相似性。我在做这个故事时重新看了那本小说，它甚至影响了我剧本的一些创作。

比如片子一个民工突然出现在孟中面前，说知道他过去在江边杀过人，这是《罪与罚》里的桥段。我之前看的时候都不记得了，重看时觉得这描写很有意思，怎么会有人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杀过人呢？后来才知道是警察局局长为了试探他找的人。书里也没描写作案时旁边有人偷窥，那是很私密的空间，是后来一步步才知道情况的。

《罪与罚》里有个很重要的女人叫索尼娅，在她的感召下，拉斯柯尔尼科夫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并同意去自首。她是个身份卑微却又非常善良、内心和身份落差很大的女性形象，这也影响了魏娴这个角色的塑造。

片子里还有一个小情节致敬这本小说，主角孟中有天晚上睡不着觉，起来找魏娴家地址，他从书架中拿出《罪与罚》，翻到里面有当年从殡仪馆打听到魏娴家地址的小纸条。

正午：看的时候能感觉到电影的文学性。就犯罪悬疑类型来说，你是受经典电影影响多，还是受文学作品影响更多一点？

董越：都有。有两部电影对我影响特别深，一部是希区柯克的《迷魂记》，另一部是科波拉导演在1974年获戛纳奖的心理惊悚电影《对话》。这两部片子拍得太好了，它们都和精神焦虑有很大关系，都是大男主的戏，讲的是主角认为的世界和实际世界有着巨大鸿沟，说的是他们的错觉、错判，却用悬疑的方法来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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