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The Man of Feeling
）
，尤其是感伤小说的女主人公，后来也逐渐出现一些善于同情的男主人公。斯密有些鄙夷地给这些感伤人物画了一幅简笔画：“他们无休止地指责我们在如此多的同胞处于不幸境地时愉快地生活，他们认为：不顾许多这样的不幸者——他们无时不在各种灾难之中挣扎
,
无时不在贫困之中煎熬，无时不在受疾病的折磨，无时不在担心死亡的到来，无时不在遭受敌人的欺侮和压迫——而对自己的幸运自然地满怀喜悦的心情，是邪恶的。他们认为，对于那些从未见到过和从未听说过、但可以确信无时无刻不在侵扰这些同胞的不幸所产生的怜悯，应当抑制自己的幸运所带来的快乐
,
并且对所有的人表示出某种惯常的忧郁沮丧之情。”斯密认为这种感伤的同情除了“矫揉造作、故作多情”之外，毫无用处。但不论是从传播的角度，还是从商业的角度，这种感伤小说的过火之处都可以理解。感伤小说中的同情就像戏剧面具一样，脸谱化地放大了同情的情感特征，使普通读者可以更通俗地，更有趣地理解同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感伤小说和道德哲学都是意识形态工具，相互配合，规训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当然，商业发行的小说，为了吸引读者，提高销量，就必须更加刺激读者的感官和想象力，更加地超出现实。
如果说小说是对道德哲学的一次放大，那么读者对小说的放大就是第二次放大，几乎造成了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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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一些批评家发现小说读者就像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读者堂吉诃德一样，分不清现实和虚构，经常把小说人物和情节信以为真，甚至把自己代入人物之中。英国思想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评论夏洛特·史密斯
（
Charlotte Smith
）
的《艾米琳》
（
Emmeline
, 1788
）
时，批评道：“它与大多数小说一样，使年轻女性急切地吸收那些荒谬的情感。被如此培养的虚荣，在形成中的心灵里扎下深根，而矫揉造作则取代了自然的优雅，或至少遮蔽了它们……
我们必须指出，这些荒诞的情节所激发的虚假期待，腐蚀了心灵，使得生活中温和而理性的前景显得乏味无趣。因此，冒险经历被追求、被创造，而责任被忽视，知足被轻视。”沃斯通克拉夫特看到小说读者面临着吸收荒谬情感与思想的风险，而这些影响往往渗透到意识之下，女性读者被教导去渴望，但她们被教导的却是一种狂妄而错误的欲望，寄希望于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目标和想法。对他人的同情表示仅仅是伪装真正的同情，情感的展示实际上是一种装饰自我的手段。
《阅读浪漫小说》
作者
: [美国]珍妮斯·A. 拉德威
译者
: 胡淑陈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20年7月
从斯密到沃斯通克拉夫特，同情的功能经历了一个突变。在斯密那里，同情是自我塑造的必要前提，我们对他人行为和感情的同情，决定了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并且形成了我们普遍的道德准则。但在沃斯通克拉夫特那里，公正的旁观者的同情变成了虚荣者的同情，我们在同情中抛弃自身，附身在我们羡慕嫉妒的人身上，像他人一样表情，发言，打手势。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同情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自我认同的窘境。斯密在解释同情的作用机制时，做过一个有名的思想实验，如果我们的兄弟遭受拉肢刑罚，我们感同身受，事实上是“通过想象，我们设身处地地想到自己忍受着所有同样的痛苦，我们似乎进入了他的躯体，在一定程度上同他像是一个人，因而形成关于他的感觉的某些想法，甚至体会到一些虽然程度较轻
,
但不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也就说，同情必然要借助于想象，在想象之中，我们的身体或多或少向他者开放，如果掉以轻心，或者故意为之，那么就可能沦为他者的殖民地。
浪漫的同情可能让小说读者迷失自我，不仅是女性读者，男性读者可能产生更加灾难性的后果。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事件之一，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引发了已知的首批模仿自杀的案例，也称为
“
维特效应
”
（
Werther effect
）
。自杀者通常穿着与歌德描述的维特相同的衣服，使用类似的手枪，这本书也经常在自杀现场被发现。自行中断自己的生命，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这些维特效仿者仅仅是在模仿一种诗意的行为艺术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在借助一个艺术符号抒发自己的情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很难完全区分两者。究竟是自我完全屈服于他者的魅力，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成为他者；抑或是自我攫取他者的符号，用肉身为原本普通的符号注入意义？自杀或许本身给出了答案，涂尔干认为利己型自杀
（
egoistic suic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