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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生活的厂区（作者供图）
到了初高中，这些杂志替换成了更多种类的青春文学、漫画或者新闻期刊。我高度熟悉《最小说》跟《合唱团》的作家群，并在文字的世界里熟悉了北京、上海和纽约。我现在已经不好意思说，自己收集过郭敬明的作品，但他的小说充分满足了我关于“自我”的幻想，以及初学修辞时旺盛的尝试欲望。
我一度把这种喜欢和成为作家的梦想，归结到青少年的懵懂无知。后来读研时，我读到中文系教授黄平的研究论文。他认为，
韩寒和郭敬明的现象级走红，是跟中国经济高速起飞同时出现的，后来经济增速放缓，更多人开始需要 “失落者”和“向前看”的文学，以双雪涛、班宇和郑执为代表的东北作家遂集体登场。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们跟韩寒、郭敬明其实是同一代人。
无论如何，郭敬明和韩寒的走红，他们作品里那种不切实际的乐观，通通代表着从小镇走到中心的召唤，而这一切，看起来只需要“写得好”就可以。况且我还从小就偏科，数学从小学开始就不及格。到了高中时，我的三门理科的成绩，加起来也没有一门历史高。我的作文相对写得好一点，算是唯一优势。我的家庭处境也无法帮助我获得其他的课外兴趣，到了青春期很辛苦的阶段，我不敢去网吧，读书写作成了我的安慰。
进入高中后，我毫无悬念选择了文科。我是2010上高中的，那年前后，马尔克斯作品的中文版权第一次被正式授权给中文出版社，马尔克斯的文学成就和重要性连篇累牍出现在媒体上。我也开始读马尔克斯，发现他原来做过很多年的记者。高考结束，我带着自己绝不可能学好数理化的觉悟，把所学志愿都填成了新闻或者中文。我已经感觉到，我不可能成为那种红极一时的作家了，但还是可以成为记者或文学编辑这样，能被模糊想象出的形象。
高考后，我最终被一所语言类高校的中文系录取。开学后，我陡然发现，班上很多同学都来自全国知名高中，还有不少同学是被保送进的大学。在新的校园环境里，社团活动、项目经历和实习经验，都比学习成绩更重要。来自五线城市的我，也尝试参加学生会等组织，但常常感到的是难以自处。
直到我加入学校话剧队。起因是在学校晚会上，我看过他们一场热情洋溢的演出在前后中规中矩的各类节目中脱颖而出，抓住我的目光。大二时，我申请加入了这个团队。
再回顾我的大学生活，戏剧竟然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原本内向又没有才艺的我，在话剧队里做道具，做场记甚至做导演。整个社团里，很多成员都是全情投入到排练室里。我们一起排练各种剧目，再交流各自对“爱情”、“仇恨”、“梦想”和“疯狂”的理解，合力解决演出从小到大的具体困难，再收获学校观众的掌声，和彼此之间的深刻情谊。
话剧社演出当天，我和朋友席地坐在演出场地门口吃饭，社服印着“绝不凑合”
（作者供图）
到了大学毕业前后，我对话剧队依然感情深厚，想当作家的梦想，早已不知不觉变成了创作戏剧的梦。那是2017年，我们学校毕业生的主流去向，大都是读研、出国和工作。话剧队的朋友们也差不多，不同的是，他们读研，会选择“更艺术向”的专业，比如表演专业、艺术项目制作专业、或者导演类专业。
我的父母不能支撑我出国，艺术院校则让我感到陌生，我苦苦搜寻，发现有创意写作和文学创作的专业，报考要求跟中文系的学习经验相近，又有助于我继续做戏剧。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创意写作都不算热门，我很顺利考上研究生。
研一开学前，我还担忧，在新的专业里，如果写作也成了一种竞争，我是不是连唯一的优势也没有了。开学之后我才发现，自己想多了。原因很简单，这个专业的学生是在太不一样了，简直无从比较，无从竞争。
我们那一届，这个专业一共录取了9个同学，有人想写诗，有人想做文学评论，想写小说的人多一点，但也各不相同，有人想写通俗小说，有人想写智识小说，还有人只想做严肃的“纯文学”。而我想写剧本，想做戏剧导演，同学们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大家唯一的共同点是，对成为作家这件事，持有某种接近神圣程度的在意，仿佛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关于写作的“真理”。比如我们当时的研究生同学里，有人已经写了很久的网文
（后来更靠此获得丰厚回报）
，也有人出版和发表过作品，但大家都很少主动说起这些事。
韩寒和郭敬明不再是我心中的作家，取而代之的是莫言、余华和格非这一类在90年代前后产生影响力的作家。毕业之后很多年，我都会想起那种“神圣”的感觉，不清楚那是引人走向“正途”的“道”，还是一个新的枷锁。
《死亡诗社》剧照
研究生阶段，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学术导师，一个创作导师。学术导师由校内教授担任，做的是各种文学理论研究，创作导师则都是知名作家了。我们平常上课，既上文学史和理论课，也上知名作家轮流主讲的创作课。
不上课时，老师或同学还会自发组织工作坊，聊聊大家最近看了什么，写了什么，作品有什么特点。老师们总是鼓励大家多写，不管写什么，写得好不好，先写了再说。写出来的作品则会在那个小小的圈子里被宽容以待，作品评议环节充满鼓励和赞美，如果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批评一个人写得不好，会立马遭到其他人反驳。还有同学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作为知名诗人的创作导师看，老师看完以后会真诚地大呼“写得好！写得真好！写得比我好！”。
每个人在课堂上得到的东西，更是全然不一样。比如每周一次的写作分享课，对我来说，那些曾经只在文学史课本里出现的作家出现在眼前，已经足够让人眩晕了。在这样的课堂上，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写作观念，他们对写作的不安、谨慎和幸福的感受。甚至很多年过后，我脑海里还会突然飘过一位作家在课堂上说的话，“好的写作，就是要让读者和自己的记忆重逢”。
但毕业后，我和同学聊起，才得知，她印象最深的是作家对叙事时间线设定的具体技巧，当时她已经开始连载网文。
研一之后，我们的理论课和作家课几乎都结束了。当然，跟创作导师及学术导师的常规交流还在继续，但同学们都会突然多出很多时间，大家要么写论文，要么创作，要么实习。
经过了小班制和双导师的学习后，可能是反复的讨论使我脱敏了，也可能是我终于冷静认识到，写作也是一种技能，不是一项证明个人价值的超能力。总之，我不再为写作焦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