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现代国家不同于古代国家的一大特征是国家的人民属性，国家不再是国王一个人或少数贵族的私人工具，而是包含所有人的政治共同体。为保证公民对共同体的认可，国家就不能听任一些人长期被卷入市场的底层，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社会福利的目的就是为社会托底，保证每一个人能够维持基本和稳定的生活。
其二，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之所以演变出“福利病”，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政客的选票动机和民众的民粹主义之间的互动和契合。
民粹主义关注民众眼前的利益，不管民众的长期利益，政客为获取选票迎合民粹主义的诉求，社会福利因此越来越庞大，远远超出了维护政治共同体所需要的规模。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经被市场化了，选票是政治市场的标的物，社会福利则是政客购买这个标的物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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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福利的目标和实施路径
中国社会主义的福利和西方社会的福利有什么差别呢？与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的目标之一也是维护政治共同体的稳定；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帮助每个人实现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这个目标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而党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了共产主义的构想，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明确写到，共产主义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何谓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呢？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也就是说，一个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然而，个人发挥自己的潜能是要有条件的。马克思认为，阶级压迫是妨碍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消灭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标之一。在他所处的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判断具有很大的说服力。然而，消灭阶级实现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解放，但并不能消除个人之间的差异，也不能自动地让每个人实现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家庭出身、地理环境、社区环境以及个人境遇等因素，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决定个人成就的重要变量，社会福利的目标就是要尽量降低这些变量的作用，让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在这方面，当代左翼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这部著作里提出的基本能力学说，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
以往的左翼学者都追求个人之间的平等，如起跑线上的平等、机会平等、结果平等。森的基本能力学说摒弃了这种平等观，转而要求政府和社会关注每个人的基本能力。所谓基本能力，就是一个人要实现有价值的目标所必须具备的能力。这些能力可能因人而异。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能够自由地移动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基本能力；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则是维持温饱；对于一个卧病在床的人来说，则是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对于一个失业的人来说，则是必要的失业保险；等等。森要求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点从群体转移到个人，关注每个人基本能力的缺失，尽量把这些缺失补齐。这样做的目标不是起点平等或机会平等。起点平等要求每个人在起点上拥有同等的能力，机会平等要求给所有人同样的机会。但森意识到，两者都是做不到的。每个人拥有不同的智力水平和家庭背景，因此不可能拥有同样的起点；同样地，看似相同的机会，对于拥有不同背景和能力的人来说，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森主张的平等是相对于每个人的潜能来讲的，只要能够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潜能，社会就实现了平等。这种关系型平等可以避免绝对平等在实施方面遇到的困难，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森的基本能力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的具体化，可以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提供理论基础。不同于西方的福利社会制度，中国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要投资于民，提升每个人的收入能力。福利制度不同于社会慈善。后者是个人或机构释放的善意，目的是救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对社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而福利制度是国家架构的一部分，目的是提升公民的能力，消除公民的后顾之忧，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每个人的潜能都得到充分的提升，然后参与市场竞争，不仅让每个人获得最大收入，而且让整个社会水涨船高，增加社会总产出。
福利制度的规模因不同的收入阶段而不同。
一个人的能力表现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境遇，而且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在一个农业社会里，一位数学天才能够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而在当代的信息化社会里，他的作用就会变得非常大。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产业层次低，需要的个人能力有限，因此，比较低的社会福利有其合理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产业层次提高，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也随之提高，此时，更高的社会福利就成为必要的选择。我国福利制度的建设符合这个逻辑。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部门的福利由政府或企业负责，其他部门和农村地区依赖社区提供福利，层次很低。上世纪90年代，城市社保制度进行了大规模改革，社会统筹成为主流；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重新建立起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改善，目前城市社会保障已经趋于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力度不断提高，养老保障也在逐步形成。到2035年，我国将实现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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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契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里要求，在实现“两个结合”的过程中，需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这个要求的深意在于，党的理论必须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建立连接，打通国家意识形态和普通民众价值观，让国家的叙事变成普通百姓接受的叙事，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融合与长治久安。体现在社会福利体系构建方面，这个要求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制度必须契合中国普通民众对于报酬和平等所秉持的观念。
在报酬方面，民众秉持的是多劳多得的原则。这个原则可以追溯到先秦儒家、墨家和法家的理论与实践。孔子认为人生而不同，但除了那些极其愚笨之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变得更好；另一方面，君子必须每天自省，才不至于退步。孟子相信每个人都具备生发道德情操的潜能，但要使这些潜能变成现实，还需要个人后天的努力，克己复礼才能够成圣成贤。荀子和孟子相反，认为人性恶，但人具备化性起伪的能力，通过后天的努力也可以成圣成贤，“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所以，先秦儒家并不符合后人对儒家压抑人性的想象，而是肯定个人的价值，并特别肯定个人后天的努力。由于儒家相信君子应该掌握社会的话语权，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儒家相信社会秩序必须奖励个人的努力。墨家比儒家更进一步，把选贤任能作为社会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而把选贤任能原则付诸现实的是法家。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在军事方面实行军功爵，奖励打胜仗的将军和士兵，在经济方面奖励百姓开阡陌、重桑植，从而国力大增。汉武帝之后，外儒内法的治理模式成形，儒家登堂入室，成为中国古代官僚帝制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儒家的基础之上，西汉吸收了墨家和法家的思想和实践，形成了选贤任能的制度。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这个制度背后的贤能主义已经植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伦理的一部分。与这种生活伦理相一致，中国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的目标就不能是简单的救助或托底，而是要增强和保护民众的收入能力，然后让他们在市场中自食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