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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设置更是如此。有一场戏,一边是安迪向奇点求婚,才子佳人花式撒糖;一边是樊胜美借不到钱,叫天不灵叫地不应。有人欢喜有人愁,有巅峰有低谷,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中的不同时刻。
也正因为《欢乐颂》把表面上很光鲜的人生活不易的一面也摊开给人看,有些观众称该剧“专治玛丽苏”。
对此,袁子弹笑称,“玛丽苏剧”会让人看得很开心,但还是要尊重人物、尊重现实。比如,关雎尔的性格本就寡淡,全剧呈现在她身上的戏剧矛盾就会弱化,哪怕这会让她的戏份减少。戏剧化要依托于人物性格本身,而不是“没事也要找事”。
同样地,情节可以有奇特的、戏剧化的地方,但人物心理一定要能为大众所理解、引起大众共鸣。比如安迪,她不同寻常的身世和成长经历,很难为大部分人感同身受,袁子弹便在该剧中弱化了原著里面安迪的身世困扰,而是强调她内心深处的孤独感。
由此,安迪也和很多人有了共鸣。有观众说,我和安迪很像,我也很难和别人建立一种亲密关系。“这是现代人的心理困境。”袁子弹说。
正是对人物的冷静思考,让袁子弹不得不忍痛放弃很多观众津津乐道的“安奇配”——安迪和奇点。
《欢乐颂》原著中,奇点本名魏渭,是一位矮小、秃顶、高智商、有情趣、白手起家的大老板,奇点是其网名,他最初也是通过网络,渐渐走进了冰霜美人安迪的心扉。
安迪发现自己的母亲、弟弟都有严重的精神病后,担心自己也会发病、连累奇点,忍痛让奇点离开自己。爱情余温未消的两人留给观众无限遐想。袁子弹也认为奇点是个很优质的男人,但她也“忍痛”让奇点离开了安迪。
“奇点太了解安迪了,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同一种人,对人有戒备,对后果考虑周详,心理负担重。安迪一直在等待一种力量来打碎她给自己套上的精神枷锁,她自己却没有这个力量,需要外力介入。奇点因为理解她而尊重她,不去强行砸开那道枷锁。相比之下,《欢乐颂2》中火力全开的小包总可以给安迪这种外力。”
安迪的选择甚至让22楼的其他姐妹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不解。“这和我们与身边人会有很多不同观点一样。作为创作者,我尽量不去加入主观评价,不去限制它,只是呈现。每一种价值观和生活选择,都应该被无差别地对待。”袁子弹说。
之所以如此强调电视剧与现实生活的契合,除了编剧袁子弹本人一贯的创作风格使然,还有包括制片人、导演等在内的整个创作团队的艺术追求。
“我们最大的野心是展现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以及它给现代人生活带来的转变。”
袁子弹称,中国的都市化从大约三十年前开始加快发展,伴随这一进程成长起来的人,正在充当或者即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欢乐颂》的人物设置有意对应了中国各个层级,从乡镇、县城、三线城市、一线城市上海到海外,基本做到全覆盖。将不同层级的人的生活经历、精神状态提炼出来,灌注到剧中角色身上,让角色有据可依,反过来又能去辐射万千大众的真实状况。
这么一幅广阔的画面,用袁子弹的话说,就是“希望能够展现都市中国的一个断面”。
“女性间可以有友谊,不能只有‘宫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