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的学说，来为这种观点辩护。例如，著名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在2015年由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的《论不平等》（On Inequality）一书中，就持有这种观点。在法兰克福看来，“平等”理念只是空洞的修辞，是一种错误的信念，对于平等的追求会让我们忽视更重要的问题，即“充足”。在该书第一章第四节中，法兰克福举了一个例子，来支持这一说法：假设食物总量为40份，一共有10个人，每人为了维生需要至少5份食物。那么在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得充足食物的条件下，可以有8个人活下来。反之，如果追求平等，每人都只得到4份食物，那么所有人都会饿死。法兰克福激动地说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坚持要平等分享资源，在道德上是荒唐的！”（前引书，第35页）
在《最严重的瘟疫：经济不平等如何塑造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政治思想》（
The Greatest of All Plagues: How Economic Inequality Shape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Plato to Marx
）一书中，David Lay Williams 显然不同意以法兰克福为代表的这种充足主义立场。作者利用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资源，通过分析七个经典作家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反思，回应和反驳了上述立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本书的重点在于强调
经济不平等可能带来的
政治和道德
层面的危害
，而这也是本书最核心的贡献。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作者的立场不同于法兰克福等哲学家。作者并不关心给出严密的哲学论证和逻辑推演，或者至少并不以此为本书的首要目标，而是关注经济不平等会造成的实际后果，尤其是经典作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史家，作者的切入角度不同于高度依赖量化分析的经济学家和社科学者。后者虽然可以指出经济不平等在历史中的演变情况，但无法从应然和规范性的层面上对这一现象展开批判，而这正是政治理论的学科视角所擅长的工作。
本书的书名“最严重的瘟疫”（
The Greatest of All Plagues
）出自于柏拉图的《法篇》。在《法篇》中，柏拉图用这个词代指内战，而本书作者在提到这个词时，指的则是经济不平等。根据作者在“导言”中的解释，在柏拉图看来，内战恰恰是严重经济不平等导致的必然后果，因此将经济不平等称为“最严重的瘟疫”，是相当恰切的（第11页，下文中的页码均指《最严重的瘟疫》一书英文版的页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作者专门区分了贫穷和经济不平等。贫穷指的是绝对状态，而经济不平等指的是相对状态。一个社会可能相对平等，但普遍贫穷。反之，一个社会也可能整体上比较富裕，但不平等相当严重（当今的美国就是如此）。作者在本书中真正关心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全书共有七个章节，分别讨论了
柏拉图、《新约》作者（或者说耶稣及其门徒）、霍布斯、卢梭、亚当·斯密、密尔、马克思这七位经典作家
。各个章节都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首先，作者会交代本章将要讨论的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例如十七世纪的英格兰（霍布斯），十八世纪的法国（卢梭），或十九世纪的德国（马克思）。然后，作者会讨论这位经典作家有关经济不平等在政治、道德、心灵等层面的危害展开的分析。最后，作者会梳理这位作家针对经济不平等给出的药方。
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不少学者都会考察经典作家的时代背景和生平际遇，作为理解经典文本的参考。不过，《最严重的瘟疫》的特别之处在于，
书中系统性地梳理了每位作家所处的时代处境，尤其是经济不平等的状况
，并认为这对于理解这些经典作家的思想形成有着重大的意义。比如，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宗教研究学者，在阅读《新约》时，一般都不会特别关注公元前后拿撒勒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和罗马治下巴勒斯坦地区剧烈的阶级斗争。本书作者则对此展开了详细的梳理（第58-66页），并提示我们，当耶稣提到“饥饿”和“粮食”时，首要的含义或许并非许多后世读者理解的心灵饥饿和所谓的“灵粮”，而是生理意义上的饥饿。并且，这种生理饥饿并不仅限于耶稣门徒，而是在整个加利利地区都普遍存在（第69页）。这种将文本重新还原到时代语境中的努力，无疑有助于我们更直接地把握经典作家的思想，避免文本和时代的脱节。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当作者在谈到“语境”（context）时，指的并不完全是政治思想史领域中以波考克（J.G.A. Pocock）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等人为首的剑桥学派学者谈论的历史语境。后者更加关注经典作家与同时代其他一些往往较不知名的思想家之间的互动，并强调语词含义在不同文本、不同时代中的变化，而《最严重的瘟疫》一书显然并不关心这种意义上的“语境”。在笔者看来，本书中对于经典作家时代处境的考察，反而更类似于中国古代思想中所谓的“知人论世”传统。
在《最严重的瘟疫》中，“pleonexia”（πλεονεξία）这个古希腊语概念始终贯穿全书各章。该词的直接含义是想要拥有更多，或者说“贪婪”（greed）。不过，作者指出，柏拉图、马克思等人使用该词时，指的并不仅仅是普通的贪婪，而是“贪得无厌”（insatiable greed）（第17页），即强调对财富的追求永无尽头，永远无法满足贪欲。因此，追求财富时的贪得无厌就和其他形式的贪婪（如食欲的贪婪）有本质性区别。毕竟，食欲等欲望仍会受到身体极限的约束。但古希腊人注意到，货币财富的积累不受任何自然极限的约束。正是这一特质，使得
“pleonexia”既是经济不平等的起因，也是经济不平等导致的后果
。柏拉图指出，贪得无厌会让富人不惜一切代价增加财富，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第29页）。与此同时，经济不平等也会刺激富人进一步追求财富，继续放纵贪欲，“贪得无厌者永远不会满足于他们的财富”（第284页）。
作者强调，贪得无厌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循环往复（或者说正反馈机制），不像充足主义者说的那样无关痛痒，而是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和道德后果。比如，柏拉图借《法篇》中人物之口指出，财富积累会让富人的自恋和自私不断膨胀，他们不但会贪婪地追求更多财富，而且会认为这些财富都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