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二本学生的命运，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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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在同一周的课堂上，我随机统计了4个班来自重点中学的学生数量，202名，除了缺课的13人，竟然有161名来自各地的重点中学。2018年毕业季，我统计过2014级中文1416012班的生源情况，25个接受访问的学生中，有16人明确告知来自当地的重点中学，8名来自地区一级的城市中学，只有1名来自县城的非重点中学，中文班重点中学的比例尚且如此之高，由此可以推断金融系的情况。

纪录片《为什么贫穷》

根据课程计划，《大学语文》属于考查课，采用随堂考的形式，在试卷最后的作文题中，我出了三道题任由他们选择： 1.我眼中的中国教育；2.我所处的时代；3.我最感困惑的事情。 三道题大同小异。多年来，因为深感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我企图借助考试，让他们观照自己，调动与己有关的生活经验，以此了解九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学生对社会、自身的认知。

期末考试，作为一次无可回避的书面表达，将成为我们师生之间最后一次有效交流，也成为我透视年轻人内心想法的一个窗口。整体而言，三道题都有人选，但选择“我最感困惑的事情”和“我眼中的中国教育”两道题的学生要多一些，这或许和他们作为受教主体所拥有的直观体验有关。

先看“我最感困惑的事情”。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城里孩子进入大学后，最大的困惑，竟然来自信息时代电子产品的泛滥。 他们坦率承认，面对电子产品，诸如智能手机的渗透，进入大学后，因为失去高中老师的管制，无法控制随处可见的诱惑，很多学生在课堂上都忍不住刷手机，事实上已严重影响了生活和学习。

而 农村的学生，尽管也难以摆脱大的环境，也受制于网络、电子产品对他们的制约，但内心深处最大的困惑，皆来自负载在家庭之上的生存挣扎。

胡晓纯作为家里的大姐，五个弟弟妹妹都在读书，父母对她的最大期待是，毕业以后赶快就业，帮助家里供弟弟的学业。

她的梦想是当教师，或者考法律专业的研究生，但来自家庭的重担让她犹豫：“如果我再继续深造，必然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压力。对就业的困惑，对是否读研的困惑，一直成为我近半学期来的思考，只是始终没有合适的答案告诉我该怎么做？”

李正宏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带着两个弟弟妹妹去城里打工，将她留给爷爷奶奶。尽管她理解父母的选择是“生活所迫，无可奈何”，尽管她唯一的心愿，是“渴望父母的关爱，哪怕只是回家陪我待上一天两天，那都已经很满足了”。但多年留守岁月中深夜的偷偷哭泣，哪怕到了大学，只要有机会表达，都能让人感知到岁月并未抚平她的伤痕。

纪录片《出路》

邱丹丹和李正宏的处境不同，她类似正宏笔下那个被父母带到城里打工的孩子，事实上，对丹丹而言，她最感庆幸的事是，父母没有让她成为留守儿童。她出生在潮州，很小就随家人到了广州，对于家乡的记忆，早已模糊一片，对异乡长大的城中村，却熟悉它的一街一巷，有着天然的亲切。她不会说潮州话，也不会说故乡的饶平话，她从小到大的母语，就是一口地道的白话，她喜欢自小居住的广州城，也早已将自己当作广州人。她清晰记得父母干过的每一个工作：去工地、开服装店、当电工、当地铁保洁员。一家人借住在亲戚小小的房子里，父母坚定的信念，是通过城市的打拼，供得起两个孩子念书；丹丹最大的心愿，是通过努力，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广州人。她在借读的情况下，以高分考上大学，让父母倍感骄傲，但直到上大学，她才明白现实的尴尬，对一直隐匿的真相产生困惑， “我想全身心地融入广州这个大城市，发现还有一定困难；想融入家乡，也很困难。我这只随父母飞来广州的候鸟却一时无处停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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