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麦大人
01
凡事总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财产并不重要。想想我那些古董，在属于我以前，不知被多少人拥有过，经历过多少战争和天灾人祸。我之所以能得到它，是因为有人失却了它。当它们为我所拥有时，我可以玩赏它们，现在，我失去了它们，就让别人去玩赏它们吧。人生本就是个过渡，财产并不是最重要的。
——郑念《上海生死劫》
多年以后，当我读到这段时，心中忍不住想，这是怎样一个女人，才会拥有如此豁达的精神和高贵的气质。
这是一个对生命大彻大悟的灵魂，生死都不惧的人，那点身外之物又算什么？
杜拉斯在《情人》开篇写道：你年轻时很美丽，不过跟那时相比，我更喜欢现在你备受摧残的容颜。
我想这句话用在郑念身上，再合适不过。若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
读完她的故事，让你有种百转千回的惆怅，但更多是发自心底的震撼。
02
郑念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生于北京，长在天津。
祖父姚晋圻是清末维新派、教育家、学者，担任过两湖书院院长，民国湖北教育司长一职，逝世后总统黎元洪以其“学术精通，道德纯备”，明令国史馆为之立传。
父亲姚秋武曾留学日本，并任少将。其家世显赫，可见一斑。
郑念在天津南开中学念书时，曾先后四次登上《北洋画报》的封面，成为一时风云人物。
凭借她优渥的家世及美貌，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那是轻而易举之事。不过她有自己的想法，摒弃了传统的婚恋观，她并没有像大多数女子一样，接受家人挑选的良配。
中学毕业后，顺利考入燕京大学，英文尤其好。之后，继续去英伦深造，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硕士学位。
留学期间，她认识同校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郑康琪，两人相爱并结婚。
郑念像极了那个时候的贵族世家子女，思想开放，才貌双全，有西洋文化背景，他们自有一套行事准则，几乎不受传统的羁绊 。
她自小就懂得把握自己的命运，没有自己允许，别人休想轻易支配。
03
留学归来，战事频繁，他们没有选择回北方老家，而是直奔重庆。丈夫在外交部任职，随后被派驻澳大利亚大使，担任了7年的外交官。
在这里，他们有了宝贝女儿郑梅萍。1948年秋，郑念一家回国 ，他们一心想为祖国效力，两人没有入台，而是留在上海。
郑康祺曾担任市长陈老总的外交顾问，后又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壳牌石油是经周总理批准，唯一留在大陆的西方石油公司。
一九五七年，丈夫病逝，年仅47岁。郑念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有时代理总经理，直到文革前夕壳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陆。
解放初年，百废待举。那时的时髦服饰清一色中山装和列宁装，这跟举国体制有关，当时大家一穷二白，也没有条件可言。少数家境殷实的，也不好特立独行，做出与大众相悖的事。
郑念似乎没有这样的觉悟，她跟外国友人往来，有男女仆人和厨师，生活精致优裕，家里陈设明清古董，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
在五六十年代 ，像她这样维持旧式生活方式的家庭，放眼神州，不过十户而已。
她的英国朋友说，她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
连郑念自己也掩饰不住地自豪：
我的居所，虽则称不上华厦美屋，但就是以西方标准来说，也可属于趣味高雅的了。我为了这个家，真是煞费苦心，力求让它成为我们母女俩一个温馨舒适的安乐窝。
没事就在家看书喝茶、弹钢琴，或者陪女儿一起听唱片，梅萍也会邀请一些朋友来家中欣赏。
除了丈夫过早去世，郑念的前半生可以说是相当风和日丽的。历史好像早就有预言一样，她漫不经心的行为，似乎正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而她后面所经历的一连串磨难， 只不过是命运对她的一次次考验。
04
历史的大潮混着漩涡裹挟而来，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不能幸免。
当时郑念原本可以调到香港壳牌公司，无奈女儿不想去境外，梅萍已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她也不放心女儿独自生活。
一切都是阴差阳错，“文革”一开始，她想走也走不了了。
郑念后来说：“对于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她是很相信政府的，很积极的。”
一天，来了两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里的平静。梅萍是共青团员，都去贴大字报了，当时只有郑念和佣人在家。
其中一个人愤怒地责问道：“难道你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吗？”
郑念的回答是让我们心疼：
文化大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商行服务，又不是文化组织。
就这样，她以英国间谍罪被抄家，专人看管，不让梅萍和她说话。
随着运动越来越严重，郑念被关押近上海第一看守所，成了代号为1806号囚犯。梅萍也被抓起来，他们从此失去了联系 。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
05
7年的牢狱之灾开始了，在狱中，郑念受到无数次严刑拷打，逼迫她认罪，承认自己是“间谍”，但她决不妥协。
在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很多人受不了折磨，纷纷“揭发”身边的人。甚至为了不受牵连，出现很多“父子“母女””断绝关系的人，并不罕见，但郑念始终坚持做自己。
她背诵唐诗，沉浸在美丽的诗词中，暂时摆脱囚室的残酷现实。余下的时间用来读毛的著作，凭借聪慧才智和坚强毅力，不断地与迫害者抗争。
初到监狱，她惊异于世上竟有如此简陋肮脏的地方，她并没有像大部分囚徒一样万念俱灰，而是保持着体面和干净。
她借扫帚打扫屋子，给贮存水用的脸盆做盖子防灰，用手纸贴在床沿的墙壁上，借来针线将两条毛巾缝成马桶垫……
甚至在看守员嫌麻烦时，她机敏地背出毛主席语录：“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可耻”，使得看守竟无言以对。
王尔德说：即使生活在阴沟里，依然有仰望星空的权利。
为了让她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她有十多天双手被反扭在背后，手铐深深嵌进肉里，磨破皮肤，脓血流淌，钻心疼痛。
她每次方便后，要拉上西裤侧面的拉链，都勒得伤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宁愿创口加深，也不愿衣衫不整。
有好心人劝她大哭，以便让看守注意到她的双手要残废了。郑念却不愿意：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在交代材料的底部，她一直拒绝在纸上签字，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后来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正是这种骨子里的贵族精神，让她如此地镇定自若，把名誉气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她后来这样说：
一个人主要的是不要气馁，你一定要有一个希望，并且有信心、乐观，朝著那个希望走。如果你觉得没有希望了，那你就解除武装了。我在监狱里，虽然那么苦，我还是永远要奋斗的。只要你有一口气，你就应该朝著你的目标奋斗。
命运把她的生活蹂躏成一张张皱纸，她却始终散发着一股浑然天成的从容优雅。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她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06
1973年，郑念被无罪释放。她却拒绝离开，感到义愤填膺。
她要的不是宽恕，而是道歉。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并且要求赔礼道歉，还要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
在他人看来，郑念的要求不仅天真，而且好笑。他们当然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坚持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
她终于重见天日，走出看守所，以为可以见到久违的女儿。不曾想到，郑梅萍已经在多年前被折磨致死。
在狱中受尽凌辱的她没留过一滴泪，却因失去女儿而嚎啕大哭：
我竭尽全力，为了生存而付出的种种代价和磨难，瞬间失去了意义。我只觉得四周一片茫然，似乎一下子全给掏空了。
有人以为她这下子被打垮了，但无论命运如何摆布，她依然倔强如刚。
她不相信自己那么坚强的女儿会选择自杀，于是暗中调查死因。后来查到是被人活活打死后，扔到楼下的。
最终，她的罪名被全部平反，女儿的冤案也得到昭雪，凶手胡永年已经伏法。
1980年，她离开这个深深眷恋，而又带给她伤痕累累的国度。带着失望与落寞从上海来到加拿大渥太华，随后辗转定居于华盛顿。
后来她在《上海生死劫》中写到：
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苍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贞于我的祖国，可是最终还是完全失败了，但我是无愧的。
07
她中年丧夫，老年丧女，“文革”期间兄妹反目，如今自己孑然一身，孤苦伶仃，此情此景，欲说还休。孤身一人来到美国，对于这个老人来说，命运何其不公。
郑念的强大，就在于面对任何绝境，她从来不向命运屈服。
1987年，她出版了全英文写作的《上海生死劫》，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进行了白描和剖析。
这本以“郑念”为笔名的畅销书，主要以纪念亡夫和女儿。译者程乃珊在华盛顿见到她，仍不住感叹：
她是那样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霜侵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
经历半世浮沉，她的笑容却永远干净温和，没有任何戾气与哀怨。
08
晚年，她把自己的优厚稿费资助中国留学生。虽然生活富足，但她时刻得面对孤独这个敌人，如影随形。
“在美国，一个老年人，没有家、没有孩子、没有亲人，是很苦很苦的。”
2009年，已经94岁高龄的她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在郑念逝世后，人们纷纷赞其为“最后一个贵族”“最后一个名媛”。她，当得起这样的称赞。
什么是真正的名媛？
有人这样说，她根本不稀罕这一切，因为她生来就拥有；她看轻这一切，因为这根本就是她血液的一部分。这完全不同于那些处心积虑、也要步步高升的女性，她们即便嫁给富豪，也成不了这样的一个大家闺秀，后天的刻意改变，也给不了这种淡然。
福楼拜说过：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一个人的美，如果仅限于皮囊，未免有些浅薄。只有那种由内而外、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坚定信念和强大气韵，才是生生不息的。
著名学者朱大可这样评价：郑念，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
郑念，就是这样一个名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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