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的未来:
在资本化之外
一直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处在一个略显矛盾的话语中:
一方面,学界和政策界有一大体共识,即小农户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基础,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另一方面,中央政策又不断强调要改造和替代小农经济,发展规模经营。
自2004年以来,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央与地方政府也对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各类规模经营主体的发展给予诸多支持。在2017年以前,“小农户”一词几乎从未出现在中央文件中。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在此之后,中央文件才开始强调要统筹兼顾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对小农户的支持。
那么,在历经多年的改造以后,中国的小农经济如今具有了怎样的面貌,今后又将何去何从?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关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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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农前途命运的争论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框架中,资本主义转型最终将推动农业生产者走向两极分化,形成农业资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从而,小农经营最终可能走向消亡。然而,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仍广泛存在的小规模家庭经营者,使这一框架不断被质疑。一些理论试图为小规模家庭经营的长期存续寻找解释,与中国小农经济的讨论最相关的是以下两种。
一是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恰亚诺夫的“农民生产模式”理论。
恰亚诺夫指出,小农经营是以需求为导向的,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小农家庭的策略会有所不同,当家庭人口增多而土地面积仍有限时,小农家庭会选择“自我剥削”——降低消费、超负荷劳动。相较于企业化的经营者,小农可以在边际劳动投入递减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劳动力,只要追加劳动投入所带来的产量增加可以养活其家庭成员。
这使小农家庭在面对资本主义企业时有很强的竞争力,可以抵御资本的入侵。
在对中国农业的研究中,也有一批研究者认为,小农经营比大规模经营更有优势。
另一种解释认为小农经营的存在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因此这种经营模式没有被消除。
这种解释指出,农村家庭通常既务农又务工,他们的农业收入可以补贴劳动力再生产的开支,因此城市的雇主可以支付低于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工资,从而有利于其资本积累。由于这些劳动力还保留了土地,学者们称之为劳动力的“半无产化”。在有关中国小农经济的研究中,与这一解释呼应的是关于“半工半耕”的讨论,
研究者指出,半工半耕结构客观上有利于低成本地再生产劳动力,因此有利于中国的工业化。
从上述讨论来看,小农经济似乎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然而,这两种关于小农经营生命力的解释都暗含了一些前提,而这些前提恰恰是需要被重新讨论的。
恰亚诺夫的理论前提是,农民家庭仅从事简单再生产,因此农村社会的分化只是因为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所致。问题在于,在商品经济不断渗透的情况下,今天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化已经很难仅从人口学角度来解释。此外,在恰亚诺夫的“农民生产模式”中,大量的家庭劳动力投入是这种生产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但在农业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农业中的劳动力投入正在迅速被资本、技术所替代,这也意味着小农经营的特征需要重新来理解。“半无产化”理论暗含的前提则是,农业生产是独立于资本体系之外的领域,因此农民工只是一只脚踏入了资本化的经济体系,另一只脚还在非资本化的农业经济中,后者补贴了资本化经济体系的劳动力工资。但今天中国的农业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已经很难再抛开资本化体系来理解中国农业。
基于此,有必要结合近年来中国农业领域的诸多变化,来重新评估今天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和农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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