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因的“魔咒”——67个孩子，10人患癌，谁来为生命的“起跑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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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严重隐性遗传病的总体负担是相当大的。一篇名为《我们是否应该在配子捐赠中使用扩展性携带者筛查？》的学术辩论文章指出，严重隐性遗传病的患病率约为每300例怀孕中就有1例，并且占婴儿死亡率的约20%。对于年轻女性而言，生育一个患有严重早发性隐性遗传病孩子的风险，甚至可能超过生育一个患有非整倍体（如唐氏综合征）孩子的风险。

这意味着，即使捐赠者看起来非常健康，也可能是一些严重疾病基因的携带者。

信息不对称与“陌生人的馈赠”

在自然受孕中，夫妇双方通常对彼此的家族病史有一定了解。但在配子捐赠中，受赠者往往对捐赠者的详细遗传背景一无所知。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多民族融合的社会，自我报告的种族背景有时并不准确，使得通过传统方式评估遗传风险变得更加困难。CS提供了一种标准化的方法来评估这些风险。

“一源多果”：风险的放大效应

与自然受孕不同，一名捐赠者的精子可能会用于帮助多个家庭，产生多个后代。如果这名捐赠者恰好是某种严重遗传病的携带者，那么这种风险就会被不成比例地放大，影响到多个孩子和家庭。正如我们开头提到的TP53基因突变案例，一名捐赠者就可能导致数十名后代面临健康风险。

伦理与法律的双重责任：诊所与精子库的“守门人”角色

《研究》的PRO方（支持方）强调，生殖诊所和精子库对受赠者和未来出生的孩子负有更高的伦理责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法律责任，以确保他们提供的配子尽可能安全 (PRO方观点)。这种“义务”（Duty of Care）要求他们采取措施，保护通过这些方式孕育的孩子的健康和福祉。

心理慰藉与知情选择

对于接受捐赠的准父母来说，知道捐赠者已经通过了全面的CS筛查，无疑能提供巨大的心理安慰，减少他们对未来孩子健康的焦虑和不确定性。这关乎他们的知情权和生育自主权。

CS在供精中的应用：利弊之辩与关键数据

该研究就CS在配子捐赠中的应用展开了激烈的“赞成”（PRO）与“反对”（CON）的辩论。让我们来看看双方的主要观点和数据支撑。

PRO方：应该使用CS！——为了更健康的下一代

普遍筛查的必要性： PRO方认为，鉴于隐性遗传病的高负担（前文提到的1/300怀孕患病率，20%婴儿死亡率），CS应该像产前唐氏筛查一样，成为辅助生殖，特别是配子捐赠中的常规选项。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也强调，遗传筛查模式应以种族和人群中立的标准为中心，以实现公平和包容 。

技术的可行性与优越性： 现代基因测序技术（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使得CS在技术上完全可行。NGS可以一次性检测大量基因，识别那些可能通过家族史无法预测的潜在风险。

“基因匹配”（Genetic Matching）是关键，而非淘汰捐赠者：

一个常见的担忧是，如果广泛推行CS，会不会导致大量捐赠者因携带某个致病基因而被淘汰，从而造成“捐赠荒”？PRO方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基因匹配。

几乎所有健康个体都是某些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致病基因的携带者。因此，关键不是捐赠者是否是携带者，而是确保捐赠者和受赠方（或受赠方的配偶）不携带相同的隐性致病基因。如果捐赠者携带A基因突变，而受赠方未携带A基因突变（或携带的是B基因突变），那么他们的后代患上由A基因突变为病因的隐性遗传病的风险就极低。

这种匹配策略避免了仅仅因为捐赠者是某个基因的携带者就将其拒之门外，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宝贵的捐赠资源。丹麦一家捐精库的报告曾显示，因法律规定不允许接受隐性遗传病携带者的精子，导致17.6%的捐赠者被拒绝。PRO方认为，在现代生殖遗传学中，仅根据个体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的携带者状态就拒绝捐赠者，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动态风险评估与及时干预的可能：

基因科学在不断发展，我们对基因变异致病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PRO方引用了一个案例：一名捐赠者最初被认为携带一个意义不明确的变异，后来该变异被重新分类为与一种潜在致命疾病——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adrenoleukodystrophy）相关的致病性变异。由于进行了CS并持续追踪，两个已经使用该捐赠者配子受孕的家庭得以及时获得通知，为他们的孩子争取到了早期救治的机会。这凸显了CS结合动态变异重新分类的重要性。

成本效益的考量：

虽然CS本身有一定成本，但PRO方认为，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一项具有成本效益的投资。因为治疗遗传病往往需要巨大的医疗开支和长期的照护。研究指出，在配子捐赠中进行携带者筛查尤其具有成本效益，因为一名捐赠者平均会产生更多后代，而捐赠者筛查通常只需要进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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