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奶奶吓了一跳，忙出去看火，火差点就要灭了；奶奶听得把什么都忘了。客人们走后，奶奶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说：“你们刷碗、添火吧，我累了。”妈妈让奶奶躺会儿。奶奶不躺，坐在那儿发呆。好半天，奶奶又是那句话：“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爸爸、妈妈都悄悄的。只有我敢在这时候接奶奶的茬：“看你妈多美，大脚片子，又有文化，单位里一大伙子人，说说笑笑多痛快。”“可不是么。我就是没上过学。我有个表妹……”“知道，知道，”我又把话茬接过去：“你有个表妹，上过学，后来跑出去干了大事。”“可不真的？”
奶奶倒象个孩子那样争辩。“您表妹也吃食堂？”我这一问把爸爸、妈妈全逗乐了。奶奶有些尴尬：“六七岁讨人嫌。”奶奶骂我只会这一句。不知为什么，奶奶特别羡慕别人吃食堂，说起她羡慕或崇拜的人来，最后总要说明一句：“人家也吃食堂。”后来，五八年，街道上也办了食堂。奶奶把家里的好多坛坛罐罐都贡献了出去。她愿意早早地到食堂门口去等着开饭。中午，爸爸、妈妈都不回来，她叫我放了学到食堂去找她。卖饭的窗口开了，她第一个递上饭票去：“要一个西红柿，一个……嗯……”她把“一个”咬得特别清楚，但却不自然；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又很骄傲似的。现在回想起来，她大概是觉得自己和那些能出去工作的人相仿了，可她毕竟又没出去工作过。
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些日子，奶奶晚上总去开会，总不让我跟着。“又不是去看戏！”奶奶说，脾气变得很急躁。
我跟着奶奶看过不少老戏。奶奶做补花挣了钱，就请别人看戏，请八子妈，请姨奶奶，也请院里的另一个老太太，自然每次都得请我——她的“影儿”也得占一个座位。奶奶不会看戏，每次看戏之前都得请教那“另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懂戏，也并非真懂，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个“名人爱好者”。什么梅兰芳、姜妙香、袁世海、张君秋，……奶奶和我都是从她那儿得到启蒙的。我坐在剧场的椅子上睡觉，我是为中间的十五分钟休息来的；休息的时候小卖部卖酸梅汤，我使劲说渴，至少可以喝两瓶。奶奶是说：“我年轻时候什么戏也没看过。”她大约是为补上这一课来的；平时胡同里几个老头、老太太在一块聊天，谁都比奶奶懂戏。奶奶什么事都要强。不过只有一回，奶奶和那个老太太是都看懂了，不是戏，是电影《祝福》。看完了，奶奶直哭，那个老太太也直哭。“那时候可不就是那么样儿，”那个老太太说。“可不就那么样儿，”奶奶说。两个人的眼睛都红红的。
我不声不响地跟在奶奶身后走。最惨的不是祥林嫂最后摔倒在雪地上，而是她捐了门槛，高高兴兴地回来的时候……奶奶后来总爱给别人讲《祝福》，还是把“福”念成“斧”的音。不过她再也不愿意看那个电影了。
一天晚上，奶奶又要去开会，早早地换上了出门的衣服。坐在桌边发愣。
妈妈把我叫过来，轻声对奶奶说：“今天让他跟您去吧，回来道儿挺黑的。小孩儿，没关系。”
我高兴地喊起来：“不就是去我们学校吗？我搀您去，那条路我特熟！”
“嘘——，喊什么！”妈妈给了我一巴掌。妈妈的表情挺严肃。
我跑去找八子，我们俩早就想晚上去一回学校了。我们学校原来是一座大庙，八子说，晚上那儿的蛐蛐准少不了。
学校有好几层院子，有好几棵又粗又高的老柏树，院墙上长满了草，红色的灰皮脱落了很多。天还没黑，知了在老柏树上“伏天儿——，伏天儿——”地叫着。奶奶到紧后院去开会，嘱咐我们就在前院玩。
这正合我们的心意，好玩的东西全在前院，白天被高年级同学占领的双杠、爬杆、沙坑，这会全空着。
“八子，真是跟你妈说了？”奶奶又问。
“真说了。”
八子冲我笑。他才不用跟他妈说呢，他常常在外面玩到半夜，他妈顾不上管他。我常常为此羡慕八子。
我们先玩爬杆，我爬不过八子。又玩双杠，一人占一头，喊一声“开始！”各自从双杠上蹿过去抓对方，几个来回之后，我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被八子抓住。八子身体好，也跑得快。跟八子出去玩，我不用担心挨欺负，八子打架也特别厉害。
八子的功课一般，不象惠芬三姐，惠芬三姐很用功，还是少先队大队委。我也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但我至今记得，一有算术比赛，八子的成绩总比我好。他就是不用功，不按时完成作业，语文总考六十几分。小学毕业时，我考上了一所名牌中学，八子只考上了三流学校。
现在想想，八子的天资其实比我强，我纯粹是靠了奶奶的督促，靠爸爸妈妈总能在课后帮我补习。谁管八子呢？
他晚上不是帮家里干活，就是跑出去疯玩。惠芬三姐是个例外，她不声不响地干活，又不声不响地读书。八子妈嫌她晚上读书费电，她就每天早早地起来在院子里用功。六五年，惠芬三姐考上了大学。
那时候她戴上了眼镜，更漂亮了，文质彬彬的，有学问的样子。我真羡慕八有这样一个姐姐。八子却不放在心上，总拿她的“四眼儿”开玩笑。惠芬三姐不屑于理他。八子也不太爱理惠芬三姐。
太阳落了。
“嘟——嘟嘟——”，天完全黑下来时，蛐蛐果然不少。“嘟嘟——嘟嘟嘟——”，东边也叫，西边也叫。我们顺着声音找，找到了一处墙根下。八子对准砖缝滋了一泡尿，一会儿，蛐蛐就蹦出来，在月光底下看得很清楚。八子很快就把蛐蛐逮住，看看，又扔了。
“老迷嘴，不开牙，”他说。
我们又找，找到一块大石头旁边，蛐蛐不叫了。八子示意我别出声，我们蹲在石头边静静地等，大气不出。蛐蛐又叫起来，“嘟嘟嘟——”八子笑了。
“哟，我没尿了。”
“我有！”我说。
‘嘘——，小点声。冲这儿撒，对准了。“
逮到了一只好的。八子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卷成纸筒，把蛐蛐装进去。
月光真亮，透过老柏树浓黑的枝叶，洒在院子里，斑斑点点。那么大的院子里只有我们俩。教室都是原来大庙的殿堂，这会黑森森的，静悄悄的，有点瘆人。星星都出来了。我想起了奶奶。八子逮起蛐蛐来入迷，蹶着屁股扎在草丛里，顺着墙根爬。
我对八子说：“我去看看后院有没有蛐蛐。”
紧后院的南房里亮着灯。我悄悄地爬上石阶，扒着窗台往里看。
一排排的课桌前坐的全是老头、老太太。我看见奶奶坐在最后排，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样子就象个小学生。我冲她招招手。没看见，她听得可真用心。我直想笑。奶奶常说，她要是从小就上学，能知道好多事，说不定她早就参加了革命呢！“我说不定就从你们老史家跑出去了呢。我有个表妹，就是从婆家跑出去的，后来进了共产党……”奶奶老是讲她那个表妹，说她就是因为上过学，知道了好些事，早早地放了脚，跑出去干了大事。我又想笑了：奶奶跑起来是什么样呢？还是用脚后跟跑吗？……
讲台上有个人在讲话。讲台两边还坐着好几个人。有个女的老是给他们倒水喝。
我见过奶奶的那个表妹一回，只见过一回，在一个大楼里。奶奶紧拉着我的手，在又宽又长的楼道里走，东问西问后来人家让我们在一间屋子里等着，屋子里有好多沙发，可奶奶不让我坐，她自己也站着。等了老半天，才来了一个女的，奶奶让我管她叫表奶奶……
讲台上的那个人讲个没完没了。
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远远地望着过奶奶。她直了直腰，两只手也没敢离开膝头。这下您知道上学的滋味了吧？我又在心里笑。奶奶每天晚上都抱着那本扫盲课本念，有一课是《国歌》，她老是把“吼声”念成“孔声”。“又是孔声！”连我都能提醒她了。她挺难为情，声音变小，慢慢又大起来，念到“吼声”的时候声音又变小，停好一阵，大概是在心里重复……
就在这时候，我忽然听清了讲台上那个人讲的话：“你们过去都是地主、富农，都是靠剥削农民生活，过的都是好逸恶劳，光包不做的剥削阶级生活……”
什么？！再听。
“……地、富、反、坏、右，你们是占的前两位。今后呢？你们还是要认真改造自己……”
我赶紧离开窗台，站在台阶下不知该干什么，脑袋里“嗡嗡”的。
地主？奶奶也是地主？
八子来了。“嘿！看，六个！”
我应了一声，赶紧往前院走。
“后院有吗？你怎么啦？”
“后院没有，咱们还上前院吧。”
“前院都没啦！”
“那，咱们玩爬杆去吧。”我拉着八子往前院走，我怕他也听见……
奶奶拿回来一个白色的卡片。爸爸、妈妈围在奶奶身边看，样子倒象是很高兴。奶奶直擦眼泪。
“这回就行了，您就甭难受了，”爸爸说。
“就是说，您跟大伙都一样了，也有选举权了，”妈妈说。
我趴在床上不说话。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又不敢问。
“跟了你们老史家，唉……”奶奶又是那句话，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解放前我也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呀，比老妈子能强多少……
“您可不能这么想，”妈妈说：“您过的日子再不舒心，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呀！工人、农民呢？人家过的什么日子？”
奶奶的脸腾地红了，慌忙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我就那么一说。人家过得牛马不如，这我都知道。”
过了一会，奶奶又对爸爸说：“你还记得给老史家扛活的刘四吗？
后来得肺病死了，剩下刘四媳妇带着仨孩子……那时候我也是自个儿带着你们仨。我就跟你大哥说过，真要是分了家，咱们这份儿由我作主，我就把那一亩多地给了刘四媳妇……”
“您可也别总说这事儿，”妈妈又说：“那是因为您有，不在乎那一亩多。”
奶奶愣了一会，说：“可不也是，让我都给，我准不干。还不是剥削思想？”
“行了，”爸爸弹弹那张白卡片说：“这回您就过舒心日子吧。”
奶奶把白卡片用一条新毛巾包起来，说：“打解了放，没什么人告诉我，我也是爱这新社会。我可不想再受你们老史家的气……哟，这孩子八成着凉了吧？我说不带他去……”奶奶才发现我蔫蔫地趴在床上，忙打住话头，哄我去睡觉。
奶奶摸摸我的头：“不烧。准是玩累了。”
奶奶给我打来洗脚木，又摸摸我的头：“明儿奶奶给你包饺子，扁豆馅的，爱吃吗？”奶奶也好像高兴起来了。
直到半夜我还没睡着。我听见奶奶总翻身，大概也没睡着。我不敢动，我怕奶奶知道我在想什么。窗外，海棠树的叶子轻轻地摇晃，露出几颗星星。奶奶怎么会是地主呢？我想起过去奶奶给我讲《半夜鸡叫》的时候……“周扒皮就靠剥削人过日子。”奶奶说。“什么叫剥削呀？”我问。“就是光吃饭不干活儿。”“那我是吗？”“你不是，你还小。”“那您是吗？”……真的，奶奶那时就不说话了，是爸爸把话接了过去：“奶奶不是做补花吗？奶奶老了，我们工作养活奶奶。”……唉，我心里乱七八糟的，一宿都没有睡安稳。海棠树的叶子不动了，仍然看得见那几颗星星……
有好几年，我心里总象藏着个偷来的赃物。听忆苦报告的时候，我又紧张又羞愧。看小说看到地主欺压农民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发问。我也不再敢唱那只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过队日时，大家一起合唱，我的声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总想起奶奶，一想起奶奶，声音就不由得变小了。奶奶要不是地主多好呵！
我是解放后出生的，但还赶上了一些旧北京的“尾巴”。大人门都说我记事早。那时候，从早到晚，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和耍手艺的不断。
一清早，就有挎着笸箩卖烧饼果子的，挎着小一点的笸箩卖烂糊芸豆的，挑着挑儿卖老豆腐的。卖烂糊芸豆的还有一块布，你要是多花一分钱，他就把芸豆包在布里，给你捏成一个小芸豆饼。奶奶有时候给我买一小碗芸豆，但绝不让捏成饼，说他那块布一点都不干净。
我就是想要一个芸豆饼，于是哭、闹。奶奶找来一块干净布，自己给我捏。我还是哭、还是闹，说那根本不是芸豆饼，跟卖的一点都不一样。奶奶就说：“再不听话，你长大了也去卖芸豆！那个卖芸豆的老头儿就是从小不听话，长大了没出息，去卖芸豆。笑的，也不觉着累，”奶奶说。“老了老了，没曾想还赶上了好时候，”
奶奶说，“唉，你们生的是时候呀！我还有几天儿？”奶奶也常流露出遗憾。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呢？
我知道，奶奶是真心爱这新社会的。
那些星星都是死去的人变的，为了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奶奶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一样，占黑五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一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其用心是可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而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行之一。
奶奶先是不能再做补花了。社会主义的工作怎么能给一个地主呢？
后来，也不能再当院里的卫生负责人了。权力当然更重要。
奶奶倒没有哭，她吓傻了。爸爸、妈妈也吓傻了。好多人都吓傻了。好多吓傻了的人也都在做着傻事，做傻事时的样子也都足以把别人吓傻。
先是惠芬三姐从学校里回来，用了半天时间，把院子里的花全刨了。接着是北屋宋家几个闺女把自己家的硬木大立柜抬到院当中，用斧子给劈了。爸爸也偷偷地烧了几本书。奶奶整天躲在屋子里，掀开一角窗帘往外看；也不怎么做饭，顿顿下挂面。传说垃圾站发现了好几根金条。街道积极分子们怀疑是我们院里的人扔出去的，一是因为我们院离垃圾站近，二是因为我们院里除了八子家成份好，其余的都是黑九类。
惠芬三姐当了“红卫兵”，一身军装，扎一条武装带，长辫子剪了，剪成了短发。说实在的，我觉得她更漂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