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个别有关部门和个人都犯倔的时候，该有关部门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远远小于个人受到伤害的可能性。个别有关部门的优越性不在于它说它保护大多数人，而在于它也有能力保护少数派不受多数派的侵犯。
个别有关部门和个人都犯倔的时候，做电影和看电影的人，如何象《鬼子来了》里的唐山农民一样，渴望对方的觉悟和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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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神食粮
在辨证法中，精神食粮与物质粮食的相互关系，在电影《粮食》的时代，上升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众人为粮食的搏斗是人与人的斗争，取得粮食便要剥夺对方的生命。为物质粮食剥夺对方生命，不仅是饥荒的反应，更是对饥荒的恐惧的反应。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已经说明对饥荒的恐惧并不足以阻止饥荒，对阶级或民族敌人生命的剥夺也不足以阻止饥荒。为物质粮食剥夺对方生命，只能说明我们在今天仍然很原始，而且，与其说杀死对方是取得粮食的物质手段，不如说是安慰自己的精神手段。
精神安慰还有更高级别。只有精神安慰仿佛能在粮食的排它性上说明我们好象已经不那么原始。剥夺对方生命和取得粮食都有着一个更崇高的目标，建立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共产主义等。电影，作为我们的精神食粮，曾经告诉着我们：物质粮食都是为崇高目标服务的。感谢前辈，这些目标有一些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今天大部分人有着充足的物质粮食。是否正是由于物质粮食的问题在60年代中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当时的领袖才认为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中下一个目标是精神生活，所以才有文化革命？
然后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策，在90年代初出现，明确地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概念并列起来。它的前提可能是领导人认为80年代中国在物质方面发展得比较好，精神方面相比较来说比较弱。老百姓说，吃的好了，堕落了。文人说饱暖思淫欲。
我说是有了精神上的追求。在物质粮食不足的时代，大家为求得未来粮食充足的希望，以一个别人教导他的崇高精神生活安慰自己，宁愿相信只要有这样的精神生活，未来就有个充分的物质生活。在物质粮食过剩的年代也就是今天，很多人心理上已经不再需要一个别人教导他的崇高精神生活作为安慰，他需要的是—按照19世纪德国哲学的说法—在精神上完成自己。依然说明我们非常原始的是，完成自己的最佳方式，是享受。并且更具体地说，如果享受既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此时精神生活的通常做法是给自己制造正在享受的幻觉。
《鬼子来了》是物质粮食丰富时代典型的精神享受。物质粮食与五十年代电影一样是个暴力的借口。但五十年代物质粮食占据中心地位，《鬼子来了》当中它只是个转折，一个剧情中必要而且合理的手段，不影响精神上对两个民族的思考。剥夺对方生命，并非为了取得物质粮食，而是为了精神生活，为了个人、家族和民族的尊严。
如果说《鬼子来了》具有批判性，它批判的不是中日两个民族对待物质粮食的不同态度。浅层次的是这两个民族相互对待的不同态度，而且民族的相互态度落实到特别具体真实的个人身上，这是个精神生活范畴内的东西；另外有个非常深刻的层次，对于双方是共同的，就是非常较劲、犯倔地以个人和民族尊严的方式在精神上完成自己。
姜文阐述的中日两个民族的差别和与暴力的不同关系，我个人深表怀疑，或更明确地说，根本不同意。我如果胆敢对汉民族以及汉民族与外人暴力接触有个看法，肯定不是《鬼子来了》中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于日本人，基于我个人具体真实的了解，也不赞同他的看法。
我只不过同意更深一个层次的精神需求。这一点，《鬼子来了》与《阳光灿烂的日子》毫无差别，就是，姜文在通过他的影片在精神上完成他自己。
《鬼子来了》通过近三个小时的黑白影象讲述一两个日本俘虏在中国农民手中的遭遇，直到最后发展为一个大家预料不到的暴力结局，听起来有点象第五代早年的《一个和八个》。
《鬼子来人》拖了很久之后在日本已经公映。在大陆还不能公映。传说有解禁的可能性。它与另一些体制外影片相比较，确实没有政治上的硬伤，只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与官方的有点不同。它如果解禁，并不能说明电影管理部门有根本转变。
而且，它可能的解禁，对于电影分级制度的压力会增大。《鬼子来了》让一部分人非常不舒服的是暴力的具体和美感。依照西方标准，这不是一部所有观众都有权力观看的影片，就是说儿童不宜，比如12岁以下不许进影院观看。
近来也传说《站台》可能解禁。与《鬼子来了》相比，《站台》同样只有非常少的政治硬伤，但是一部所有观众都可以观看的影片。
《鬼子来了》提供着我们最好的精神食粮。正因此，作为
成年人，我既为它还不能在大陆公映而遗憾，也对它表达出来的人格乖戾和暴力影象的精致感到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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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书城》杂志
作者：张献民
2003年3月
张献民影评专题：
张献民禁影录之《蓝风筝》：风筝挡不住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