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详见第四和第五部分）。相较而言，国家崩溃不仅更为常见，其均等效应也更为显著。这一现象的内在机制并不难理解：古代国家本质上是制造阶级分化的机器。国家疆域越大，存续时间越长，统治阶层从劳动人民的财富中榨取的就越多。当这类国家衰亡时，榨取性制度的瓦解便会逆转这一阶级分化进程：尽管无人能幸免于随之而来的动荡，但富人因拥有最多的收入与财富而损失最为惨重。相关证据如此确凿，以至于这一结论在学界没有引发任何实质性的质疑。
第二种前现代社会的均等力量——大规模瘟疫——则引发了学界更多的关注。其基本机制同样简单明了：在极少数情况下，瘟疫造成的巨量人口死亡会导致劳动力稀缺，进而引发资本贬值和劳动力升值，结果就是富人财富缩水，穷人境况改善。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变化只是部分原因。我在研究中特别强调，均等效应的关键取决于社会政治环境、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无论疫情多么严重，大规模人口死亡和劳动力短缺本身并不会改善幸存劳动者的处境，只是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而只有当劳资议价是可能的时候，劳动者才能抓住这一机遇。否则，精英阶层很可能只会变本加厉地实施压迫。近年来的研究不仅证实了这一关联，还充实了很多细节。同时，学界对历史上瘟疫产生的均等效应的程度也展开了讨论。
工业时代催生了两种全新的均等力量。在20世纪，大众动员战争和变革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革命）——这两大密切相关的现象——成为了最有力的收入与财富“均等之手”（详见第二至第三部分）。就分配效应而言，世界大战确实十分特殊，不能与与此前的战争形态归为同一类。
在人类战争史上，世界大战带来的财富均等效应可谓独一无二。
最新研究证实了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即这两场战争造成了收入和财富差距的剧烈缩减。现在我们知道，在过去150年间，唯有在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收益率首次低于GDP增速，导致资产持有者的地位不升反降。
目前学界争议的焦点并非均等效应本身，而是其具体程度——由于税收数据的整理和解读方式不同，对均等效应程度的估算也存在差异，这个难题必将在长时间内继续吸引学者们的关注。令人欣喜的是，学界对大规模战争带来的长期次生均等效应的研究兴趣也与日俱增。最新研究着重探讨了军事工业动员与福利国家发展之间的正向关联，具体表现为福利立法、政策实施、财政改革以及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等多个方面。
这类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其有力地驳斥了两种片面认知：第一，认为战时与战后的均等效应可以截然分开；其二，认为战后持续的均等效应意味着世界大战的均等效应并没有那么特殊。事实上，战争带来的均等效应在战后仍持续发挥着深远影响。
共产主义政权通过一系列激进手段实现了财富均等——从财产征收和再分配，到集体化运动与计划经济。这已是学界共识，无需赘证。近期研究在此基础上详尽梳理了这些进程的具体细节，另外还揭示了这些革命是如何倒逼未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推行平等化改革的。
与此同时，对于通过和平手段实现财富均等的探索（详见第六部分）始终未能取得突破。诚然，发达经济体历经数代已实现财富总量的巨幅增长，以庄园与企业为代表的精英财富与以私人住宅和养老基金为载体的民众财富之间的平衡已向后者倾斜。二战以来，普通民众的财富增速甚至超越了常被提及的顶层“1%”群体，物质资源的分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平等。然而，尽管各阶层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提升。但核心问题依然悬而未决：1914至1945年间的“大压缩”时期究竟只是这场良性发展的序章，还是其成为可能的根本前提？更值得警惕的是，尽管源自那个动荡年代的政策变革为战后约一代人延续了平等化趋势，但这一势头的逐渐式微也是不争的事实。
本书出版三年后，书中关于历史上致命瘟疫的分配效应的论述突然重获关注。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之际，时评家们曾短暂援引黑死病的先例，猜测疫情是否会引发财富均等化和社会政治结构变革，然而现实很快给出了否定答案。
尽管新冠疫情造成了深重苦难，但这场大流行的破坏力与历史上最致命的瘟疫相去甚远。
总体死亡率，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死亡率，远未达到引发劳动力市场剧烈震荡的程度。当代社会结构同样不利于根本性变革的发生。政府层面的强力干预有效缓冲了疫情冲击；健全的公共福利体系在最基础层面维护了社会政治稳定，既抑制了极端思潮的蔓延，也避免了政权更迭或国家崩溃的风险；在高收入国家，激进的货币与财政政策（“量化宽松”）有效保护了经济；以远程办公和教育为标志的技术革新明显弱化了疫情的破坏力；疫苗和治疗方案的快速研发同样功不可没。政策干预、科技进步与医学突破形成合力，共同捍卫了现有秩序，阻断了激进变革的通道。而历史表明，社会秩序的剧烈动荡恰恰是财富快速重新分配的必要前提。
与此同时，与历史上的瘟疫相似的均等效应仍然依稀可见。经济复苏期间，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工资确实有所增长，暂时缩小了与高收入群体的差距。虽远不及历史上收入暴涨的规模，却也呈现出相似的态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发放的救济金与各类补贴显著放大了这一均等效应。
新冠疫情期间若没有政府采取措施，收入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可能继续扩大。这些措施还导致了一个反常现象：在人均GDP下滑的同时，家庭收入却不降反升。不过，随着政府停发紧急救济金，以及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引发通胀，劳动阶层的收入增长很快就被蚕食了。因此，与历史上重大疫情带来的均等效应相比，此次低收入群体的获益不仅幅度有限、持续时间短，而且部分源自现代社会特有的政策干预。
制度与政策的关键作用再度显露无遗。
疫情期间不平等程度的升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干预的力度。这一规律与古今历史经验高度吻合。过去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应对，大流行只会加剧不平等。疫情爆发后的财政紧缩的程度则直接决定了不平等扩大的幅度——紧缩力度越大，贫富差距也就拉得越大。这一现象恰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情况如出一辙。
书中未涉及的另一类暴力性破坏力量是自然灾害。这里的自然灾害特指气候或地质类灾害，而非瘟疫。最新研究表明，此类灾害主要通过以下途径缩小贫富差距：破坏当地资产、推动颠覆性创新、引发政治变革、促进援助资金再分配。这些研究再次印证：和战争和瘟疫等均等力量一样，当地特有的制度安排、政策选择和社会观念也是决定财富分配结果的关键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天灾和人祸并无二致。
不过，我的研究存在一个更明显的疏漏。书中在断言四大均等力量现已休眠且难以再现时（详见第七部分），未能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及相关环境问题的潜在影响。毕竟，生态危机很可能会重新激活其中的某一两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