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大学的“大师之大”，暂时文不对题

西湖大学首任校长施一公教授，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个诺贝尔奖，也换不来一个西湖大学！

施教授又说：“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于是，有人问：西湖大学是已经有大师？或者正在有大师？抑或将要有大师？我觉得，施校长不是这个意思。无论从现有的中文或翻成英文的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因果句，一个条件句：只要有“大师”，西湖大学就是伟大的大学，就会≥“十个诺贝尔奖”。

如果我们可以按照这个逻辑推理来理解施校长的话，我则认为：大学之（伟）大，不在大楼之（宏）大，也不在大师之（高）大（尚），而在“基础之（强）大”！

2018年，“中国30人教育论坛”的公号曾发拙文《国家的强大不在大学，而在基础教育》，算是旧话重提。

13年前的争论

早在2006年的两会上，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就说：“建成几所世界知名大学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

为此，我曾给南方周末写了一篇文章《一流学生从哪里来》，主旨是与许校长商榷：建成几所世界知名大学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吗？

我们先假设这个立论是成立的，然后按照这个假设往下推：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或者说，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备什么条件？而中国最难实现的条件又是什么？

如果世界一流大学至少必须具备四个一流：设施一流、管理一流、师资一流、学生一流；那么，中国最大的困难是“培养出一流学生”。

因为，中国可以通过举国体制在财力上向北大清华倾斜若干年，并进行世界范围的“重奖之下出勇夫”的人才招揽——集结个把营连规模的世界级学者，完全可能在十年内，甚至更短时间，实现前三个“一流”。

至于“学生一流”，则必须在全国范围内，从K-12(学前教育到基础教育)就开始扎扎实实地推行素质教育，否则北大清华不可能获得一流生源。没有一流生源，北大清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不可能在4年内培养出一流大学生，进而在短期内培育出一流研究生。换言之，创新型国家是需要基础的，否则，一流大学只能是海市蜃楼。这是13年前，与许校长商榷的问题。其实，今天与施校长商榷的问题也很有些异曲同工。

怎样评价一所大学？得看其三大职能：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者“基础之（强）大”，奠定了“大学之大”。如教学，培养不出源源不断、层出不穷的世界一流学生；有“大楼之大”和“大师之大”的“大学之大”，能算世界一流大学吗？

一栋大厦能有多宏伟，能否高耸入云？取决于它的基础有多敦多厚，而不是它的屋顶有多尖多美。

又是一本算了几个“20年”的糊涂账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10月4日引用斯坦福大学Provost（大学二把手）Dr·Michele Marincovich的话：“亚洲一些国家如中国至今仍缺乏自由与开放式的追问风气 (free and open inquiry)。我们相信，必须等到亚洲地区普遍存在着学术自由风气，以及能够进行自由与开放式的追问后，才能有一流学府出现。”因此，她认为亚洲大学（特别提及中国）需要20年才能赶上世界知名大学。

十多年后，在2010年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博士说：“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要20年。”

斯坦福大学的校领导们是否患数字“失忆症”？1998年就说需要20年，十多年过去了，还说再需要“20年”。更恐怖的是，汉尼斯校长还说：慢则50年……

文革结束后，中美两国派教育考察团互访，双方都曾做出同样的预言：“再过20年，中国的科技将远远把美国甩在后面！”预言的对错，暂且不论。十分有趣的是：这里说的也是20年！

更发人深省的20年，是“二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李鸿章）的对话。

1887年，李提摩太带着他的小册子《现代教育》（介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7个国家的教育）去见了李鸿章。

李提摩太建议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每年投入一百万两银子。李提摩太说，这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

若当年接受了这个建议，不知约20年后是否仍有辛亥革命？但有意思的是，“二李”也说到“20年”。

为什么都拿“20年”说事？若不是信口开河，这“20年”的依据从何而来？

这里有两种算法：第一种，学前3-4年，再加上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共约20年。

另一种算法：据说，德国宪法明文规定，不允许教授学龄前的孩子任何学科知识。虽然美国宪法没这个规定，但所谓“学龄前”，就是适合“学”习的年“龄”之“前”。

因此，美国文化也不屑于让6岁前的孩子学习学科知识。这两个收割了人类大多数诺贝尔科学奖的国家，把义务教育定为12-13年。以美国为例，小学6年（或5年）、初中2年（或3年）、高中4年。加上大学4年，一共是16年，再加上研究生教育，大致20年。

我倾向第一种算法，因为即使学前不给孩子教授任何学科知识，也需要进行社会化的情商教育，进行为基础教育打基础的“学前教育”——呵护好奇心、培养想象力……

西湖大学的“大师之大”，暂时文不对题

没有20年时间去奠定基础，去培养具有“自由与开放式追问风气（斯坦福校领导语）”之学生，西湖大学的“大师”们只能在“高处不胜寒”的空中楼阁里坐而论道。试想，从小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创造性、批判思维、质疑精神、探索意识、实践能力……我们能奢望一间西湖大学培养出十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吗？正好相反，恐怕十间西湖大学也难培养出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

那么，什么时候西湖大学才是“大学之（伟）大”呢？只有孩子放学回家一进门，中国家长不再追问考分，而是问：今天问了什么别人答不出的问题吗？只有在中国的K-12中嗷嗷待哺并被培养了“自由与开放式追问风气”之“童子功”的生猛学生上了（西湖）大学，“大师”们被追得“四处逃窜、狼狈不堪”；只有……

在幼儿园小学化，小学中学化，中学大学化，大学幼儿园化的应试教育的循环怪圈中，西湖大学的办学方向是“高起点，小而精”。目前，招收了不到200名博士。不知“高起点”的“高”指考分还是学位？抑或想跳出上述怪圈？然而，离开“基础”去自我“拔高”，能高到哪里去呢……

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这个基础是“搬”不来的 ，必须自己经年累月地去夯实、去奠定。

中、美两国基础教育的最本质的区别，说到底，就是两个字的差别：“考”生vs.“学”生。知识有两类：人类已知，人类未知。

“考生——exam-taker”是在重复证实已知世界的东西而徘徊不前；“学生——learning explorer（我杜撰的英语概念）”是去不断地探索未知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337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而占人类约四分之一比例的中华民族直至2015年底才有一人获诺贝尔科学奖的原因。

钱学森的世纪之问：为什么中国大学里出不了大师？

西湖大学的“大师之大”，暂时文不对题！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