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希腊对马克思的暴政
”
[1]论述了古希腊哲学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莱文指出，古希腊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影响形塑了他对黑格尔自然主义化的重读。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驳斥了黑格尔对于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解读。第二章
“
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归
”
阐述了马克思如何赓续了古希腊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主题。莱文发掘并详述了哪些亚里士多德主义概念为马克思所吸收，比如货殖（
chrematistics
）和家政（
economic activity
）之区分：前者旨在积累金钱而后者目的是个人家计和城邦的维持和幸福。第三章
“
马克思的劳动灵物学（
Pneumatology
）
”[2]
聚焦于马克思的政治和伦理观念是如何受亚里士多德著作影响的，尽管亚里士多德是一个贵族制精英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提供了一个历史化和自然主义化的人类主体图景，这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主体叙事甚为相符。第四章
“
马克思的劳动灵物学和他的解释方法论
”
表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如何受亚里士多德的灵魂理论所启发的。第五章
“
作为资本论的合著者：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
”
，讨论了两位思想家在这部马克思最基础作品中发挥的作用。莱文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人文主义、古代城邦概念和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对资本论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在诸多概念上，黑格尔是沟通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的桥梁，比如辩证法和三段论。
终章
“
共产主义的伦理基础
”
，主张古典人文主义向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共产主义伦理架构上的基础。这一章既关注亚里士多德，也关注柏拉图，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联合性（
associationism
）[3]
和构成性主体（
constitutive subject
）[4]
概念仍居于核心。最终我们看到了莱文对勘式概念分析的成果：共产主义，一个传统上被理解为科学主义现代性运动的概念，实际上起源于雅典的古代人文主义运动的实现。这个结论的得出主要是通过亚里士多德构成性主体和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相似之处，以及生产在古希腊伦理学中的作用。莱文写到，
“
对亚里士多德构成性主体的接受，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础，也是他反抗启蒙中心论的基础。受惠于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将主体性视作社会生产史的引擎（
337
页）
”
。换言之，通过亚里士多德哲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人类劳动概念的形而上学和伦理涵义。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和其他现代主义思想家的不同之处，这里不仅仅包括批判马克思的和马克思所批判的现代主义者，还有对现代性不加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
本书对马克思思想的起源给出了具有实质性的洞见，对那些想要了解亚里士多德如何形塑马克思思想的人来说很有价值。认为马克思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论调并不新鲜，
George McCarthy
、
Carol Gould
和
Jonathan Pike
都呼吁我们注意两者的联系。莱文著作的新颖之处在于以其系统性和近乎令人沉迷其中的细节丰富发展了这种联系。莱文皓首穷经地重构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框架，并将其与马克思的框架对勘。他还强调地区分了亚里士多德对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黑格尔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间接影响。
此外，相较于先前作品，莱文在论述马克思与古典希腊传统的本体论和伦理学关系时视野更加广阔。他通过将马克思体系对亚里士多德体系加以映射，揭示了两者之异同。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洞见是亚里士多德灵魂概念对形塑马克思构成性主体概念的作用（
“
构成性主体
”
一词在本书中提到了将近一百次）。正是这一概念构成了亚里士多德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人文主义的基础。莱文主张，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主体性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积极中介。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个中介是通过劳动活动构设的，
“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实体，所以劳动生成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从自在开始，劳动被其本身推动去形塑物质并在自为层面形塑了自身的实现。劳动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构成性主体原则（
285
页）
”
。所以，亚里士多德所认定的构成性主体特征，在马克思那里就是人类劳动活动。
莱文并没有将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混为一谈。他确实注意到了两者间重要的区别，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保守和反革命倾向与马克思的革命倾向相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