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还原的特殊记忆让我们成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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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克拉克兄弟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把两个洋娃娃（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给两个小朋友看（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然后问他们，想跟哪一个洋娃娃玩，哪个洋娃娃更漂亮更好看。不出所料的是白人小孩几乎全部都选择了白人洋娃娃，出人意料的是大部份的黑人小孩也选择了白人洋娃娃玩，并认为这个洋娃娃较好。显然，对于上世纪40年代的黑人小孩来说，“我的”和“好的”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这种强烈的自我否定，以及想要成为别人的愿望，正是自我认同出现严重失衡的后果。据说，“黑就是美”的观念要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才逐渐在黑人意识中扎下根来。

“我的”当然不必然就是“好的”，但是如果反过来认为“我的就是好的”无非是敝帚自珍式的阿Q心理，又未免稍显表浅。

法国大革命之前，英国人埃德蒙.柏克曾经在凡尔赛宫亲眼目睹过路易十六的妻子，当时的她“充满活力、光彩和喜悦，犹若启明星，璀璨夺目。”十七年后，这个柏克眼里纤尘不染、完美无瑕的王后在“暴徒”的威逼中服下毒汁，柏克内心的愤懑可想而知：“欧洲的光荣已往矣，那种对名分和女性的耿耿忠诚，那种自豪的屈服，那种富于尊严的依顺，那种即使在奴役制度中也能使高尚的自由精神不致失坠的心灵依附，所有这些，我们永远永远看不到了。”

显然，柏克哀婉的不单单是法国王后的香消玉殒，更是那个属于他的生活世界——如骑士精神、贵族生活等等一整套行为系统和情感模式——的烟消云散。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的昆明湖投湖自尽，陈寅恪评论其为“文化殉节”，所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好的东西总是相对于一个特定的参照系，在人文世界里，这个特定的参照系常常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出现——“好的东西”就是“对我（们）而言是好的”。“我的”与“好的”之间的关联性，在柏克和王国维这些处于历史转折处的文化人这里，显然要比敝帚自珍来的更加深沉和厚重。

每个人都有许多张面具，个体的自我认同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一个哲学院的女教授在和中学闺蜜“饭罪”时，哲学家的视角会咕咚咕咚地往外冒；当她参加一群大老爷们为主的学术会议时，女性意识兴许就会凸现出来；如果这场会议发生在法国巴黎，黄种人或者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没准就盖过了女性以及法学家。显然，在所有这些身份里，“哲学教授”是一个经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假使有一天她厌倦了学院生活，完全可以脱离这个身份。但是种族（黄种人）和性别（女性）这样的社会分类，它们是被先天所规范的，而不是后天可获得的，这样的身份认同没有出口可言，哪怕有人实现了事实上的脱离，比如迈克尔.杰克逊，心理学家认为这种脱离在心理上也还是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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