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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三个条件，政府按照当时自己的理解，为我所用地接受了产业政策。所以，
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政策有很大差别。当时引进产业政策之后，相对弱化了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的活力。
同时，结合20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减员增效、政策性破产等措施，产业结构在90年代中后期得到一轮改善。在这个阶段，我认为产业政策还是起到了正面效应。
中国产业政策的特点
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其他国家的不一样，有自己的特点。我简单归纳了一下，在横向和纵向产业政策中，在一定时期与场合，确实发挥了正面效应。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或者之后的一段时间，产业政策为产业发展创造里了 一些基础条件，产生了好的效果，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研发，都起到正面效应。另外，中国在一段时间实施了16个重大专项，之后又加了三个重大专项。这些重大专项也是产业政策非常重要的一次实践。
这些重大专项，我参加了两个。我认为，它们首先体现了国家的重大需求，都有后发追赶的性质。其次，政府有一定的信息判断力，也并不直接进入市场。再次是从长远看，重大专项有可能形成或裂变出有市场前景的产品和产业。最后，这些产业想“翻身”，投资规模巨大，短期之内难以有效益，市场投资者近期没有投资欲望。这时候，政府采取较大的力度支持发展，对产业升级有促进作用。这是我们实施纵向产业政策当中一些比较好的案例，尽管在实施当中也有很大的争论。
中国的产业政策很长时间继承了计划经济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形成了中国式的强干预产业政策，较大程度上保留了政府对资源的配置
。进入新世纪，追赶期逐渐过去，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强干预型产业政策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强干预政策主要有三个工具:一是政府直接差异化地配置资源。比如土地和矿产资源，给谁不给谁，完全是政府直接选择，这是不平等条件下的选择。二是在市场准入上实施选择性的限制性审批，对各个地方而言是不平等的。哪一个地方政府的话语权更强，项目可能会比较顺利地获得审批。另外，企业中也存在不平等，国有企业可能更容易获得审批。三是政府认定新兴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由政府来统筹规划系统布局，而且还明确发展时序，在哪一个时间到什么节点同时调动财政税收金融的力量促其发展。在实施过程中，政府绕过竞争的筛选，自己来认定依托企业，自己来确定产业聚集地。与此同时，以防止一哄而起，防止盲目投资，避免恶性竞争，提高产业集中度为名，把大量新进入者挡在门外。
在政府的强干预下，由于市场导向的作用被政府替代，投资的盲目性和被误导的风险在上升。我认为，现在产能之所以过剩到超常规的程度，可能与此有关系。
在这种干预下，由于新进入者被拒，竞争不足，削弱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由于可以吃“偏饭”，扭曲了生产成本；由于补贴过度，使企业产生了惰性和依赖；由于审批有很大的随意性，也造成了腐败。
中国产业政策还肩负着培育大型企业的责任，政府一直在主导经济增长，需要有抓手，因此往往把企业作为政府行政管理的工具。企业太分散，政府不好管理，所以需要大企业。产业政策就持续保持“规模崇拜”、规模导向，比如坚持“有保有压”、“扶优扶强”。“有保有压”指的是“保”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压”指的是非公企业和小企业。“做大做强”，谁是主体？政府是主体。为了“做大做强”，一方面通过市场准入限制，一方面设立和保持行政垄断。通过“拉郎配”等措施，由政府做大做强，由政府来培育实力雄厚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