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说高氏续书“大处站得住脚”，乃是指它的两个“大处”即两大结局：一是悲剧结局；二是形而上结局。林黛玉泪尽而亡，贾宝玉离家出走，这都是大结局，而且都是悲剧大结局。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对此赞道：“红楼梦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之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之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红楼梦》则不然……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期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王国维这段著名的论断，其立论的根据在哪里？就在后四十回高鹗的续书里。林黛玉之死是谁写出来的？如果不是曹雪芹散失的遗稿，那就是高鹗的手笔。这一小说的“大处”十分精彩又十分深刻。林黛玉之死，不是恶人的结果，而是善人的结果（包括最爱黛玉的贾母与贾宝玉）。贾母与宝玉都在无意之中进入了谋杀黛玉的“共犯结构”，都有一份责任。这才是最为深刻的悲剧。另一主角贾宝玉在黛玉去世之后，丧失心灵支柱，心灰意懒，最后离家出走。在中国，“出走”这种行为语言，既是“反叛”，也是“绝望”。这正是最深刻的悲剧行为与悲剧心理。
说高氏续书“大处站得住”，除了它书写了悲剧结局，还书写了形而上结局，即哲学性的“觉悟”结局。续书如何把握贾宝玉的结局，这是决定作品成败的大难点，又是一个关键点。高鹗在此关键点上，把握住前八十回的文心，极为高明又极为妥帖。
续书第一百一十七回，描写贾宝玉丢失了胸中垂挂的玉石，为此薛宝钗与袭人皆慌成一团，拚命寻找，在这个关键性的瞬间，宝玉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已经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这是大彻大悟之语，充分形而上品格之语。这说明，续书守持了《红楼梦》原著的心灵本体论，唯有心灵最重要，其他的都可以不在乎。还有第一〇三回，贾雨村到了江津渡口。此时，已修成道人的甄士隐前来开导他放下功名以求解脱，贾雨村却昏昏欲睡，最终不觉不悟。与贾雨村相反，贾宝玉最终大彻大悟，离家出走了。这种结尾深含哲学意蕴，让人回味无穷。1987版电视剧虽很成功（总体构思、演员表演、音乐制作等，皆很成功），但结尾却太形而下（如宝玉入狱，王熙凤破席裹尸在雪地里下葬，刘姥姥体现贫下中农阶级品格而仗义救亲等），让人感到唐突甚至感到如此结局甚有迎合时势之嫌。
我很敬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红楼梦》研究事业的周汝昌先生，他的成就主要在于考证（尤其是著写了《红楼梦新证》，纠正了胡适关于贾府败落是“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说，而实证了贾府家道中衰乃是人为的政治历史原因），考证功夫登峰造极。而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感悟与认知又在胡适与俞平伯之上（他高度评价《红楼梦》的文学水准，最先判断《红楼梦》抵达世界经典水平）。然而，他对程本的高氏续书却过分贬抑，关于这点，我在为他的弟子梁归智教授所作的《周汝昌传》二版序文中，曾坦率地提出商榷。我说：
我如此高度评价周汝昌先生研究《红楼梦》的成就，并不等于说，我和周汝昌先生的学术观点完全一致。很可惜，我一直未能赢得一个机会直接向周先生请教，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会坦率地告诉他，有三个问题老是让我“牵肠挂肚”，很想和他讨论，也可以说是商榷。第一，关于后四十回即高鹗续作的评价。众所周知，周先生以极其鲜明的态度彻底否定高鹗的续作，认定高氏不仅无功，而且有罪。而我却不这么看，我认为周先生的否定只道破部分真理，也就是高鹗续书确实有许多败笔，例如让宝玉与贾兰齐赴科场而且中了举，让皇帝赐予“文妙真人”的名号与匾额，这显然与曹雪芹原有的境界差别太大。但是，后四十回毕竟给《红楼梦》一个形而上的结局，即结局于“心”（当宝钗和袭人还在寻找丢失的通灵玉石时，宝玉声明：我已经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第一〇三回写“急流津觉迷渡口”，贾宝玉实已觉悟，贾雨村却徘徊于江津渡口，虽与甄士隐重逢，并听了甄的“太虚”说法，但还是不觉不悟，昏昏入睡。至此，是佛（觉即佛）是众（迷即众），便见分野了。这种禅式结局乃是哲学境界，难怪牟宗三先生对后四十回要大加赞赏。第二，周先生自己的研究早已超越考证，不知道为什么在定义“红学”时，却把红学限定于考证、探佚、版本等，而把对《红楼梦》文本的鉴赏、审美、批评，逐出“红学”的王国之外，这是不是有点像柏拉图把诗人和戏剧家逐出他的“理想国”？第三，周先生发现脂砚斋可能就是史湘云。在“真事隐”的故事中最后是贾宝玉与史湘云实现“白首双星”的共聚，这很可信，但周先生却由此而独钟湘云，以至觉得《红楼梦》倘若让湘云取代黛玉为第一女主角会更好。这类细节问题，我心藏数个，很想与周先生“争论”一番，可惜山高路远，这种求教的机会恐怕不会有了。想到这里，真是感到遗憾。出国之前，一代红学大师就在附近，我在北京二十七年，竟未能到他那里感受一下他的卓越才华与心灵，这是多大的损失啊。此时，我只能在落基山下向他问候与致敬，并想对他说：“周先生，您是幸福的，因为您的整个人生，都紧紧地连着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生命与天才。”
（四）
《红楼梦》研究，在中国当代已成一门公认的显学。钱锺书先生曾提醒过我：“显学很容易变成俗学。”我在发表关于《红楼梦》的阅读心得时，也特别警惕把《红楼梦》探索庸俗化。
《红楼梦》阅读，像是精神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人人都可享受观赏和参与的快乐。谁都承认，《红楼梦》是我国的文学经典，但我多了一层认识，即认定它不是一般的文学经典，而是“经典极品”。
所谓“经典极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它是人类社会精神价值创造最高水准的标志。人类有史以来，有一些天才名字和他的代表作，产生之后便成了我们这个星球地平面上的最高精神水准。如哲学上的柏拉图、亚多斯多德、康德、休谟、黑格尔、马克思、笛卡尔等。在文学上，如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希腊悲剧中的《俄底浦斯王》、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城堡》等等，而中国唯有一个名字一部作品能够与这些经典极品并驾齐驱。这就是曹雪芹与他的《红楼梦》。基于这一看法，我虽然高度评价胡适、俞平伯先生的考证之功，但对他们二人看低《红楼梦》水平的说法，总是耿耿于怀。胡适竟然认为“《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他甚至对苏雪林教授说“原本《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作品”（参见1960年11月20日胡适致苏雪林信，引自《胡适论红学》第26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说《红楼梦》是一件未成熟的作品，这是什么话？而俞平伯先生也说“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红楼梦辩》中卷。引自《俞平伯说红楼梦》第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很明显，胡、俞这两位著名红学家，对《红楼梦》的审美判断（文学价值的估量）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它是超越时代、超越地域的一种伟大存在。它没有时间的边界，也没有空间的边界，是一种与日月星辰相似的永恒精神存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卓越的诗，不是文化，而是存在。文化是被建构或已建构的完成体；存在则是自在自为之体。《红楼梦》作为一种存在，它诞生之后便会一天天生长，一天天扩展自己的内涵与影响。文化有边界，而存在没有边界。它将永远被感知，被阐释，被开掘，即永远说不尽，一千年一万年之后仍然说不尽。西方有说不尽的《哈姆雷特》，东方则有说不尽的《红楼梦》。也就是说，时间对于《红楼梦》没有意义。它完全是一部超时代的、具有永恒性品格的伟大作品。
第三，它经得起各种文学流派、各种文学思潮不同标准的密集检验，又超越各种文学流派、各种文学思潮的评价尺度。说《红楼梦》是伟大的写实主义作品，不错，因为它真实，无论描写人性还是描写人的生存环境都很真实。它扬弃“大仁大恶”那种脸谱化旧套，呈现“善恶并举”与“无善无罪”的活人真相。《红楼梦》一部小说反映的现实生活比同时代的任何历史著作都更为真实，更为丰富。但它又超越写实主义，因为它不仅写了人间的大梦，而且写了太虚幻境、鬼神感应等，这明明又是浪漫主义。不是小浪漫，而是大浪漫，它展示的图景从天上到地上，从三生石畔到大观园。其精神内涵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它是一部超越中国情结的伟大作品，文本中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但其视野则完全超越中华民族。说它是荒诞主义，也对。他除了描述最美的心灵与最美的形象之外，也写了这个世界的荒诞真实。贾赦、贾琏、贾瑞、贾蓉、薛璠等，全是荒诞的象征。所以我说《红楼梦》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悲剧，而且也是一部伟大的荒诞剧。说它是魔幻主义，也没错。癞头和尚、跛足道人、赤瑕宫神瑛侍者、三生石畔绛珠仙草，哪个不沾玄幻、仙幻、佛幻、警幻？主人公生下来就嘴衔玉石，秦可卿死时与王熙凤相会，林黛玉死后潇湘馆闹鬼等，都带魔幻色彩。当下有学人拔高《金瓶梅》，说《金瓶梅》比《红楼梦》还好，这种论点显然“不妥”。我不否认《金瓶梅》确实是一部写实主义的杰作。它不设道德法庭，写出了人性的真实与生存环境的真实，非常精彩。但如果用其他视角观照，例如用“心灵”、“想像力”视角或用“形而上”视角，我们就会发现，它缺少《红楼梦》那种形而上品格和巨大的心灵内涵，其“想像力”也无法与《红楼梦》同日而语。《金瓶梅》虽有写实成就，但就整体文学价值而言，它还是远逊于《红楼梦》。
（五）
万念归心，以“我已经有心了”作终结，这是一百二十回本（程高本）最了不起的选择，也是程高本为后人说不尽的原因。有了这“心”，程高本就有了灵魂，也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完整形态的《红楼梦》，之所以完整，首先是心灵的完整。我曾说过，心灵、想像力、审美形式乃是文学的三大要素，而心灵为第一要素。《红楼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塑造一颗名为“贾宝玉”的心灵，乃是它的第一成就。我曾出版过《贾宝玉论》（北京三联），认为贾宝玉是人类文学史上最纯粹的心灵，它的清澈，如同创世纪第一个早晨的露珠，至真至善至美。这颗心灵不仅没有敌人，也没有坏人，甚至没有“假人”。它没有世俗人通常具有的生命机能，如仇恨机能、报复机能、嫉妒机能、算计机能、排他机能、贪婪机能等等。也就是说，这颗心灵不懂人世间还有《水浒传》的那种凶残之心、嗜杀嗜斗之心，也不知道人世间还有《三国演义》中的那些权术、诡术和心术。他与曹操的“宁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哲学相反，从不在乎他人对自己“如何如何”，只知道自己该如何对待他人和这个世界。父亲贾政委屈他、冤枉他，把他打得皮破血流，他没有半句怨言和微词。因为父亲如此对待他，这是父亲的事，而他应当如何对待父亲，这是他的做人准则，也是他的精神品格。
2000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备课，第一次感悟到贾宝玉心灵时，禁不住内心的激动，真的“拍案而起”了。之所以如此激动，一是为读懂“贾宝玉心灵”本身的精彩内涵；二是为曹雪芹能够塑造出如此光芒万丈的心灵；三是为自己能够有幸地感受到这颗心灵的不同凡响。这有点像王阳明在龙场大彻大悟时的高度亢奋与高度喜悦。王阳明在那一个夜晚终于明白，万物万有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心灵。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心灵价值无量，心灵决定一切。所以我说，《红楼梦》乃是王阳明之后中国最伟大的心学，不同的只是王阳明的心学是思辨性心学，而《红楼梦》则是意象性心学。如果“心学”二字太学术，那也可以称它为“伟大的心谱”或“伟大的心曲”。抓住贾宝玉的心灵，就抓住《红楼梦》的“神髓”。小说的语言，小说的故事，小说的框架，都仅是《红楼梦》的“形”；唯有贾宝玉的心灵，是《红楼梦》的“神”。《红楼梦》之所以不仅是情爱故事，就因为它还有更重要的内涵，例如写出贾宝玉，这就给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存在。贾宝玉当然是情爱角色，说他是情爱主体并没有错。但贾宝玉不仅是情爱主体，他更重要的是心灵主体。这颗心灵，对待世界、对待社会、对待人生、对待他者的态度都是最合情理、最合天地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