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譬如，男性可以进入各式各样的学校，学习各种专业，而女性只有一个高等师范学校。于是，有了那封写给蔡元培先生的公开信。不过，此时由于五四运动后的风潮，蔡元培去职离京，没有见到此信。邓春兰则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成为甘肃六名女学生之一。她的父亲邓宗为了避嫌，将女儿由官费改为自费。
7月25日，六名女学生登上木筏，开始了这次历时一月有余的求学之旅。姑娘们先乘坐木筏，中途换船只，改乘大车，然后搭火车，在8月27日下午抵京。邓春兰自幼身体羸弱，此行多备药物。不过从她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位甘肃姑娘对这次旅行的热情——除了十几份家信，她还每天记旅途日记。“
此行经地甚多，其山川草木之奇异，风土人情之不同，有为吾所未尝梦见者，故为是日记，以志雪鸿之迹。
”（《甘肃文史资料》第十七缉）她的部分旅行日记几个月后刊登在北京《新生活》杂志上。
如果有足够的敏感，阅读这些日记是令人难忘的体验。邓春兰文笔颇佳，心灵壮阔。 “
始四点，即入黑山峡，经大庙堡，堡居南岸，形势险要，树木深荫，田苗竞秀，悦人心目。
”在7月28日的日记里她如是描述沿途所见。“
计自解缆以来，轻流急湍，一泻千里，俄而惊风骇浪，俄而大石当前，已扩我生眼界不少。
”她和女伴们经历风浪，亦时时畅神娱己。在同日的日记里，她们上岸游玩，当地妇女怕生人，躲避起来。她们找到“
一幽静之地，清水潺潺从石缝流出，于是解衣灌之，坐石上纳凉，心神舒畅，好景难留，游戏久之，日落始回
”。很快，她们开始思乡。在8月6日的日记里，邓春兰写道：“
未几，大风狂起，波涛怒号，黄沙满天，不辨东西，一念故乡，不禁怆然……
”
抄录这些日记，是想阅读者亦能代入那个时代，开放一切感官，如此则自能领会这次旅行的意义。对女性解放这样宏大的主题，非站在实地，恐怕不能有切己的体会。
在启程之前，邓春兰又拟了《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生同志书》，附上致蔡元培的信，让她的先生蔡晓舟转投报界。北京《晨报》和上海《民国日报》分别于8月3日和8日刊登了这份呼吁书。
在呼吁书里，邓春兰先提到世界范围女性地位提高，“
欧战告终，西半球之女子，多因助战功勋，实行获得参政权利，出席国会，为议员者已有多人，将见其女总统出现矣
”，然后提到中国女性教育尚未平等，“
遑论职业，更遑论参政
”。于是，这位年轻女性怀抱“
与其依赖他人之提倡，何如出于自身之奋斗
”的热诚，鼓呼一个百折不回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教育平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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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邓春兰舟车劳顿奔赴理想之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旁听学生李超因肺炎在北京含恨而逝。原本再平常不过的死亡，在数月后发酵为一起公共事件，彼时的一流人物们借此事件，由女性解放及家庭制度，从而将女性问题与启蒙话语相结合，作为构建现代性想象的一部分。
李超和邓春兰颇有一些相似之处。譬如，李超幼年接受的也基本属传统教育，她在私塾修习经史，民初进入梧州女子师范学院就读，转而赴广州求学。两位年轻女性同样冀望自身可以跳脱出时代局限，接受高等教育。不过，两人家庭和个性上的差异，又使得她们拥有迥异的现实道路和精神世界。
▲ 资料图：李超
李超父母早逝，虽然家境不错，却要依附过继来的兄长，因此她数度求学，都要和兄嫂斗争；而她年过二十，尚未嫁人，也令家人焦虑，几番逼嫁。
这种家世经历使得李超成为符合启蒙话语的一个“样板”。
1919年11月30日，上千人参加了在石验马大街女高师学校召开的李超追悼会。在此之前，《晨报》从19日至26日，连续刊发《李超女士追悼大会启示》为之造势，此后也连续报道追悼会现场及后续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