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多位点的中医民族志 |《中医在当代中国：多元与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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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人们也可以区分三种同时使用的疾病模型和治疗策略：（1）具体治疗技术在经验上的使用；（2）一种本体论疾病分类学，用于对定义的疾病进行具体治疗，或至少是针对具体原因的局部有限干预；（3）一种基于个体的功能性疾病模型，产生了系统性应对的医学。根据文树德（Unschuld）的说法，这些策略都不能说是中国独有的。

诊断技术通常在经典和“现代”文献中总结为四种诊断方法（四诊）：望、闻、问、切。然而，关于具体诊断技术的细节、对由此获得的诊断数据的解释或各种诊断的相对价值，并不存在一致性。例如，人们可以找到关于脉诊的几种不同理论系统，这些脉诊实操于身体的多个部位。即使在特定的系统内，也几乎没有一致性。桡动脉不同节段与各脏腑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中医史上一直存在争议，观点的分歧一直持续到今天。

治疗实践也同样是多样化的，中医史是以不同学派的倡导者之间的论战为特征的。此类论战可能是关于理论问题，或是对文献资料的正确解释，以及适用于特定病例的诊断和治疗技术。例如，在我的田野调查中，我观察到不同的医生对同一个穴位的定位不同，穴位是根据个人经验选择的，并通过高度个性化的手法进行针刺。从业者可能会使用取自经典文献的相同的程式化术语来描述一项治疗干预，但在实践中，他们会运用自己的解释。

如果我们转向医疗实践的社会组织，我们会发现从业者类型和知识传播模式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纵观中医史，没有一个从业者群体能够成功地将自己确立为社会学意义上的职业。医学知识，无论是口头传播的还是书面传播的，都可供不同群体的人使用。虽然国家有时确实试图控制医疗实践，但通常它从未成功地对从业者的活动进行规范。正如文树德所说，“中国医生作为一个可定义的群体并不存在”。相反，医疗资源广泛分布在“萨满、僧侣、道教隐士、儒家学者、游医、名医、具有医学知识的‘外行’、助产士和许多其他人”中。

由于缺乏创建维护知识和实践标准的外部规范，不同的医学流派，作为跨领域组织的中心而出现了。“派”的传统翻译是“学派”，比如“脾胃学派”“河间学派”。如果考察这些群体的出现，就会发现：将自己归于某一流派的不同医生并不一定像“学派”一词所暗示的那样，赞同指导他们研究的共同理论。他们也不受真实或虚构的学派关系的束缚。因此，吴（Wu）认为，更恰当的说法是，把“派”定义为“一群共享一些想法或规范，或者至少声称这样做的人”。在这些“派”中，师生之间的各种类型的关系以及各种知识传播模式都可以共存，从家庭内秘密传授秘方和经典，到以正式的教学建立起明确的师生关系，再到对某些重要文献的自学。

在当代中国，有三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之前各中医流派之间的分裂：（1）面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支持者对中医生存的威胁，中医试图实现专业统一；（2）中医规范化运动，这源于民国时期中国医学界争取自治的一种策略，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控制的教育引入中医后，这一策略得到了显著的加速和扩展；（3）1949年共产主义政权建立后，对中医实践的监管及将其融入全国医疗体系。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重庆中医研究院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讨论三焦的理论和临床方面的问题，并宣布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我在北京的老师都被说服了，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持相同的观点。个体的实践模式、家庭传统、秘方、观念的多样性、对经典文献的争鸣解读，以及关于中医目标和意义的争论从未消失。有许多迹象表明，在当前经济竞争和中央政治控制相对下降的环境下，事实上，它们更加公开地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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