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它早期栖身的南俄大草原承载着不断流动的民族历史。某一游牧民族应运而生，出现于这片土地，主宰这片土地，而后又委之于接踵而来的后继者。基辅罗斯之前，金麦里人、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哥特人、匈奴人、阿瓦尔人都曾纵横驰骋于这片土地。基辅罗斯建立后，一些强大的草原部落，如哈扎尔人、佩切涅格人、波洛维茨人，给罗斯定居者造成了极大困扰，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反复上演。最终，蒙古帝国横扫欧亚大陆，俄罗斯大地沦入鞑靼桎梏之下，长达两个半世纪。
但对于俄罗斯这个庞大的地缘共同体来说，“思想”或“理念”是维持它恒久存在的支柱。
那些消失在历史烟尘中的游牧民族，即便是建立了庞大帝国的蒙古人，都未能长久统治这片土地，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思想”
。俄国哲学家帕纳林曾指出，“欧亚大陆上俄罗斯民族动力最初的源头”就是将“异质性的民族社会文化熔炼成‘思想’”，
“俄罗斯民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含义，而是一个用‘思想’连接和组织起来的整体”
。
这里充满了别尔嘉耶夫式的悖论。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广袤的领土，地缘优越感甚至自负支撑了这个民族的心理，但与之伴随的却是无时不在的地缘焦虑和不安全感。
它自认为是具有神性的国度，
自诩为
“第三罗马”
，负有世界性使命，但国家的历史轨迹曲折坎坷，与文明自负相伴生的却是无尽的文明焦虑。
俄罗斯的地缘焦虑和文明焦虑贯穿俄罗斯的整个历史，并在苏联解体以来更加彰显无遗。一方面，俄罗斯追求融入西方的“大欧洲”方案最终宣告失败，欧盟和北约的双东扩加剧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国家定位问题一直没有明确，国家发展道路始终处于争论之中。在经历短暂的面向欧洲大西洋方向的努力后，俄罗斯宣称又一次“转向东方”；最后正式将自己定位为“自成体系的文明-国家”，也是想求得这一问题的解决良方。
在地缘和文明的双重焦虑中，作为东西方桥梁的乌克兰是一个会合点。
始于2014年并在2022年全面升级的俄乌冲突，可以说是这种焦虑的总爆发。
俄罗斯试图通过这场“特别军事行动”，来完成地缘和文明的双重突围。
政治的乱象，实为观念的乱象。追溯当代俄罗斯的理念轨迹，当有助于理解俄罗斯的行为。
思想的分裂和整合是俄罗斯的民族之累，似乎成为两个世纪以来无法摆脱的宿命。在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图景中，地理是起点，精神的地理与自然的地理是一致的。俄罗斯的广袤领土上始终存在两个大陆之间无形的、不断变化的边界，“东方和西方这两条世界历史之流在此相互碰撞并相互作用，东方和西方两种因素始终在相互角力”。
“东西方问题”似乎是俄罗斯的永恒问题，它的本质是俄罗斯帝国疆域在不断拓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历史定位、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取向问题。
有关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宗教与科学等各种问题，都被纳入这个框架。这个问题最终引发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知识界西方派和本土派的大争论，也导致俄罗斯精神和思想的大分裂，其余绪一直延续至今。
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在帝国废墟上建立了一种新的国家形态。虽然身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但它在孤立的国际环境中独自经营，通过代价惨重的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在短时间内赶超列强，并且在二战之后一跃成为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影响力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
苏联是俄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不仅统合了这个巨大的欧亚空间，还构建出“苏联人民”这一“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的新的历史共同体”，锻造出与传统决裂的“苏联文化”，以一元性的意识形态超越传统的东西之争，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东西方问题。
十月革命后，有关东西方问题及俄罗斯历史命运问题的讨论，主要在海外知识分子中得以延续，在苏联则处于潜伏状态。东西之争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国家发展道路面临选择的时候会重新凸显。
东西之争再度兴起的契机是苏联后期的改革运动，在戈尔巴乔夫强调“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的欧洲大厦”时，“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他的“新思维”无疑具有向西方看齐的倾向，推动了苏联快速滑向解体的边缘。
苏联解体首先是思想的解体
，七十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被自我取消，作为其承载者的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政权，
其后继者俄罗斯共产党一度被禁止活动，由“思想”统合的这个地缘共同体随之分解
。
在改革语境下，传统的东西之争重新被激活。
改革派立足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彻底否定苏联历史，要求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俄罗斯，同时也否定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认为传统文化对改革形成了阻碍。本土派内部分歧巨大，尽管对苏联历史看法不一，但他们都诉诸传统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同时坚持走自己的特殊道路，反对照搬西方的价值和制度。新的东西之争不仅停留在观念上，还体现在政治行动中。上世纪90年代叶利钦总统主导的“世纪大转型”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西化改革，俄罗斯又经历了一次“混乱时期”。激进改革的挫败使俄罗斯社会深感失望，改革派被视为“历史虚无者”，一度占据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未能填补马列主义离场留下的思想真空。形形色色的思潮浮沉泛滥，使人无所适从。
苏联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西化改革，不仅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政治动荡、社会失序、物质匮乏，还有大国尊严的丧失和民族精神的失落。
普京曾经回忆说：“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虚空之中。”
为了防止共产党卷土重来，叶利钦主导制定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任何思想体系都不得确立为每个公民必须接受的国家意识形态。但是，去意识形态化无助于解决俄罗斯的社会现实问题，越来越多的精英认识到意识形态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正如帕纳林所说：
“俄罗斯的任何政党迟早都会发现，为了维持政权，就必须采纳民族理念甚至是救世思想。”
以“民主斗士”著称的叶利钦既非理论家，也非思想家，而是一个自认为负有使命的政治家。叶利钦主持签署的俄白乌《别洛韦日协议》直接促使苏联解体，他认为其意义在于，“俄罗斯选择了新的全球战略，摒弃了‘半个世界统治者’的传统形象，不再与西方文明进行军事对抗，也不再充当解决民族问题的宪兵角色”。
叶利钦善于破而不善于立，他终结了苏联，但对于“俄罗斯应当和能够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能在世界上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却没有明确的概念。
激进改革带来的巨大社会代价使他声名严重受损，健康不佳的“病夫”形象也直接关系到他的政治命运。面对社会的全面失序以及精神的漫无归依，叶利钦希望重新树立思想的标杆，凝聚人心。1996年7月，叶利钦在会见自己的选民代表时说：“俄罗斯有过不同发展时期——沙皇时期、专制时期、改革时期，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民族理念，但现在我们却没有，这很糟糕。”总统大选过后不久，他就委派自己的助理萨塔罗夫主持设立一个委员会，寻找当代俄罗斯的“民族理念”（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я），并且在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上发起一场征文活动，要求在几页之内表述精当的民族理念。身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萨塔罗夫保证，委员会绝不会制定强加于全体国民的苏联式意识形态，活动的目的是表述社会都能认同或者早已达成共识的理念。但是征文活动无疾而终。
叶利钦寻找“民族理念”的任务，留给了他选定的接班人普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