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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这次接见，也是小平同志和政道教授的第一次见面。政道教授的这个建议和周总理及小平同志当时进行的整顿工作的思路是很合拍的。显然，那次见面中，小平同志对政道教授有了很深的印象。
邓小平同志会见李政道教授及夫人，参加会见的有方毅、胡启立同志等。（供图：柳怀祖）
1974年5月30日，毛主席接见了政道教授，并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教育部就把这个建议给了中国科技大学，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直到1978年3月，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才成立。不过办“少年班”并不是政道教授的本意，他的本意是要恢复教育。虽然“少年班”当时办得并不是很理想，没出什么了不起的人才，但在人才培养断档的形势下，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推动了人才培养，也鼓励了学科学的气氛。
之所以讲这些，是想告诉大家，
政道教授后来创办“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
（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CUSPEA）
，为祖国培养人才的思路早在1974年就开始了。“为年轻人创造机会”是政道教授一贯的愿望。
他曾对我讲过很多次他的这个心愿，包括后来他与我讨论博士后、䇹政基金等时，都说过这句话。他是从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深深地感到，要帮助年轻人，就是要给年轻人创造机遇。
政道教授1943年考上浙江大学后，第一位启蒙老师是束星北先生，后来还有王淦昌先生。那时候浙江大学已经西迁到了贵州湄潭、永兴，每次束星北先生到永兴和物理系学生讨论，政道教授都是唯一的学生，所以是“一对一”的。他在《束星北档案》一书的序言中写到：“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政道教授常和我讲起是束先生给了他机遇，以及他对束先生的深切感恩之心。1972年他第一次回国就提出要见束先生。但是由于束先生解放前曾当过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物理教官和重庆军令部技术室技术顾问，所以解放后就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因此有关部门没有同意他见束先生。这样，他与束先生就没能见面，第二次回来还是没让见。与恩师终未能一见，成了政道教授的终身憾事。
1944年11月，日本人快打到贵州时，浙大理学院被迫停学。政道教授经人介绍，到昆明找到了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教授吴大猷先生，希望能在西南联大继续学业。按学校规定，未经过考试是不能转学插班的，学期中间又不能考试。吴大猷先生只能帮助他申请了旁听。没有多久，吴先生发现了政道教授的才华，很快经过考试，他成为了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的插班生。
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后，蒋介石也欲搞原子弹，让吴大猷、华罗庚和曾昭抡三位物理、数学、化学家各带二名助手赴美学习造原子弹。吴大猷先生选的就是朱光亚和李政道。当时光亚已是西南联大的助教，而政道教授还只是西南联大二年级的学生。叶企孙先生也十分赞赏大猷先生的选择，可见当时政道教授已才气初露了。
政道教授不但才气横溢，而且有情有义，他和大猷先生的感情很好。那时候大猷先生的太太阮冠世身体很不好，政道教授就经常去家里照顾，充满师生情谊。那时候常去吴先生家的还有黄昆，也是吴先生很好的学生。
政道教授深感正是由于束星北、吴大猷两位恩师的帮助，给了他机遇，他才有后来在物理界的巨大成就，所以他总是竭尽全力地给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也是对束、吴两位恩师的回报。
1977年春天，政道教授第三次回国访问，他再次对国内的教育情况做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返美后不久，他得知小平同志再次复出，主管科教，很快就要恢复高考。由于“文革”十年动乱，教育停顿，祖国整整一代年轻人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因此政道教授在美国时做了很多准备。1979年春回国访问期间，他应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邀请开了两门课：“统计物理”和“场论与粒子物理”。
政道教授开课的目的是补课，主要是为了让国内的科技工作者了解世界上的科学在这十几年间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特别是他的本行物理学方面的进展情况。
上课地点在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和友谊宾馆里的北京科学会堂。每天上午上课，系统地讲了两个半月。本来安排听课的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为主，适当增加些教师，但后来事实上叶铭汉、何祚庥、陆祖荫这些高层次的科研人员都来听课了。叶铭汉、陆祖荫和政道教授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
据统计，全国一共有33家科研单位、78所高校，1000多位科研人员、教师和研究生来听政道教授的课程，无论其规模还是持续时间在当时都是空前的。
他每天上午讲课后，中午轮流和听课的学员一起吃饭，每天都是不同的学员，一边吃饭一边讨论问题。日后成为CUSPEA同学的裘照明、王垂林等就在参与讨论的学员之中。政道教授希望借此了解学员们对他讲的内容接受了多少，还有什么问题。他曾开玩笑地和我说，那些学生都像饿狼一样地吃。这不只是指那时候食物匮乏，大家都比较能吃，也是指大家对了解世界最新科技进展状况如饥似渴。我想这大概是CUSPEA的一个很重要的前奏。
1979年，李政道教授应中国科学院之邀来华讲学时与严济慈、钱三强、赵忠尧等著名物理学家合影。（供图：柳怀祖）
在讲课期间，政道教授发现有些研究生素质非常好，同时深感要加快祖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只在国内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为祖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长远之计。
但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才刚刚萌芽，国家基本还处在封闭的状态，出国留学尚无渠道。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不可能拿出大量外汇支持出国学习。加上“文革”刚结束，国内“左”的思潮还远没肃清，出国学习的阻力很大。
同时，美国的规矩是申请入美国大学和研究院必须经过GRE考试，非美国的外国学生还需考TOEFL。此外还要填写很复杂的申请表格，并将教授的推荐信、成绩单和申请费（美元）等一并寄给欲去的研究院、大学的招生办公室。申请材料经初审合格后，才转到各系，再由教授择优录取。整个过程十分繁琐。而当时中国根本没有GRE和TOEFL考试，中国学生也根本不知道美国研究院和大学招生的手续和规矩。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中国人想要出国留学堪比登天，其难度是现今的年轻人所不能想象的。
针对这种情形，政道教授花了很多时间，专门创造设计了一种独特的、暂时的、公正有效的留学渠道——CUSPEA项目。
1979年5月17日，华国锋主席接见政道教授的时候，他向华主席提出了关于创设CUSPEA的建议：组织美国著名大学在常规的研究生招收计划之外，在中国联合招考研究生，由美国大学出全额奖学金，学生学成后回国。中央领导都十分赞成这个建议。政道教授就立即与他任教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们联系，请他们出一份能达到哥大物理系博士资格考试标准的试题，寄到北京。在时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副院长吴塘的协助下，举行了第一次PRE-CUSPEA试点考试，从中选出了五位学生：陶荣甲（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陈成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裘照明（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吴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陈天杰（北京大学）。我们俗称这五位是CUSPEA的“负一期”。那时候他们年纪都很大了，最大的陈成钧已经42岁了，最小的吴真也31岁了。可见“文革”中人才的断档有多严重！政道教授请哥大物理系开会决定这五位同学能否成为哥大研究生，如果能入，物理系能否承担他们的全部经费，直到博士毕业；并请物理系替这五位同学向哥大招生办公室补办全部入学手续。由于这五位同学成绩优良，最后都得到了哥大物理系的同意并入学。当然也因为政道教授在哥大是大家都很尊敬和信任的教授，所以这五位的入学是很顺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