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引导民企内部反腐”，暗含一条重大治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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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两重性

▍ 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看资本的作用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突破，是党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 从过去排斥，转变为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作用，不仅对境外资本开放，也鼓励内地的非公民营经济的发展， 形成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人们常用“5、6、7、8、9”来概括非公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即最近10年，民营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从5成上升至6成以上，并贡献了5成以上的税收、7成以上的技术成果以及8成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民营市场主体占全国市场主体的比重高达98%。党关于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经济的方针正是确立在此基础上的。 非公经济和资本已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改变了原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定义，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展开，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近年来资本无序扩张的几大事件，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对民营企业和资本的发展不仅要鼓励和支持，同时也必须要引导和规范，这是对“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重要发展。

但仅此并不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只是经济建设，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还包括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不从这些建设的角度来全面地考察，就不能取得民营企业和资本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作用的完整认识，也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本身。

▍ 资本对政治建设的影响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指经济基础决定着国家、政党的制度的形成及运行，并影响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在我国，政治建设主要集中于党和政府的建设。在改革开放中，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普遍的生产资源配置方式，资本取得了在经济建设中的正当性，并以民营资本为典型的载体。 随着以资本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壮大，它也必然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改变现有的政治条件：把公权力的行使规则变为按利益的等价交换进行；在公权力的执掌者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 以金钱为手段来获取公权力。所谓“腐败”，核心是资本对公权力的“围猎”。

在党的二十大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披露，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肖培还指出：“受贿和行贿是一体两面，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行贿人员6.3万人，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行贿人员3.6万人…… 划出五类重点：一是多次行贿、巨额行贿、 向多人行贿，二是党员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搞行贿，三是在国家重点工作、重大工程、重大项目中搞行贿，四是在组织人事、执法司法、帮扶救灾、教育医疗等领域搞行贿，五是实施重大商业行贿。 ”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从政治建设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个阶段性的胜利。腐败问题归根到底植根于经济基础。只要存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就必然存在产生腐败的土壤。最近笔者在基层调研听到的反映是： 腐败分子抓了一些，但 产生腐败的土壤和钱权交易的游戏规则并没有变化 ，只是在反腐的强大压力下，资本与公权力交易形式变得更隐蔽了。 因此，只要资本的生产方式存在，就决定了在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反腐永远在路上。

资本介入政治的另一种方式是直接用钱来买政治权力。 根据媒体的综合披露，在2011年辽宁省委常委换届选举、2013年辽宁省两会换届和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第十二届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中，都出现了拉票贿选等破坏选举的犯罪活动。 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中，有45名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拉票贿选，有523名辽宁省人大代表涉及此案，被取消代表资格。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破坏党内和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总共955人受到查处，其中包括辽宁省委原书记、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珉等中管干部34人，涉案人数之多、性质之恶劣、情节之严重，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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