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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科技进步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Scott Dadich：在解决这些道德伦理问题时，政府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呢？
奥巴马：从AI技术出现开始，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在科技发展之初，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这时政府应该充分鼓励支持技术的发展，加大对调查研究的投资，确保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有着良好的交流。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成熟，我们就应该思考技术和现有的监管制度的关系了。要让这种关系良性发展，其实并非易事，因此我们就面临着更加艰难的挑战。这时，政府应该加强与科技领域的联系。
我们应该首先保证政府的监管制度具有价值，能够促进技术的发展，而不是强迫新的科技快速与政府挂钩。如果不这样做，政府将会成为科技进步的阻碍，这对一部分人和团队非常不利。
Joi Ito：这种困境让我想起来了自闭症，电影《自闭历程》（Temple Grandin）里提到了这个。女主角说，莫扎特、爱因斯坦和特斯拉如果身在今天的时代，人们会觉得他们有自闭倾向。
奥巴马：他们的确是在自闭环境中成长。
Joi Ito：是的，没错。如果我们拥有治愈自闭症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正常”，我认为不少 MIT 的孩子都会有所不同。无论我们是在讨论自闭还是多样性，这些选择只有当我们能实现之时才会出现。即使如此，我们也并不想要一个像爱因斯坦一样的小孩，因为虽然他聪明无比，但显得太过特立独行。但是如果没有爱因斯坦，我们的社会和科学将不会进步得如此之快。
奥巴马：这就牵涉到了一个更加宏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自 AI 发展之初就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的人生之所以有意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人生的不完美。往往创造艺术或有所发明创造的人都是怪才，他们鹤立鸡群，与世相悖。但正是这些异于常人的品质让他们才华横溢，推动社会进步。如果一个系统是完美的，那么它一定是静态的。我们之所以会变成如今的样子，之所以会如此生机勃勃，正是因为我们是动态的、是发展的、是独特的，而且会因新的事物诞生而感到惊讶不已。但从长远来看，我们总要适应这个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场景下，我们才能让自己以平和的心态接受这样的变化？
Scott Dadich：当 AI 与政府、民企和学术界相适应时，AI必定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那么这时，世界范围内的 AI 研究中心是哪个呢？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存在？
Joi Ito：我觉得 MIT 当然会说研究中心就在我们这（笑）。从历史上看，研究中心也许是一支得到政府支持的学术团队。但就现在来看，大部分得到数十亿美元支持的实验室都已经商业化了。
奥巴马：我对支持这些机构的人有所了解，如果你问拉里·佩奇或者相关人士，不难想象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表示，自己最不想看到的是官僚式的冗余拖沓限制科技的发展。
现在所面临的部分问题是，为社会服务的基础研究没能很好地贯彻下去，而意识形态的阻碍让部分科技人士对于政府的支持丧失信心。
每当我们说到一个巨大的科技成就，我们都会将之与人类首次登月做类比，我想在50年后也会这样。有人曾告诉我，当时的登月计划仅花费整个 GDP 的 0.5%，听起来并不多。但换算到今天，这个数字就是800亿美元。如果说现今AI的发展可以和曾经的登月相提并论，那么现今我们应该每年在AI上投资800亿美元，但实际情况是，每年的投资额不到 10 亿。毫无疑问，这个数字将会增长。那么，政府应该加强支持。
如果政府不支持，那么我们后面所讨论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Scott Dadich：您的想法让 Joi 曾提过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了：人人享有的科技和国家享有的科技（如登月）是不同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两种科技的转换，让科技造福所有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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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我想强调一下，政府在支持科技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政府将独占这种科技，或者说这种科技只能在军事领域使用。举个例子：政府支持医学的发展，拨款建立美国人基因数据库，但每个美国公民都能使用它。
因此，政府支持的科技将会分享给所有人，造福所有人。
Scott Dadich：但是我们将面临一些风险。马斯克和Nick Bostrom也曾担忧过AI的潜力将会超越人类，给人类带来威胁。当我们前进时，我们不仅要保护自己，还要保护所有人。怎样才能做到呢？
奥巴马：我先来说说更让我担忧的事情吧。如果你拥有一台会下围棋的计算机，它拥有强大的算法能力，能够帮你最大程度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盈利。如果有人或者机构能够先人一步得到此技术，那么他将快速让股票市场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