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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是研究生的夏鹏很理解这种转变。“我参观过专门为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设立的养老院，那是一段令人沮丧的经历。”夏鹏说：“你会强烈感受到那种只能等待病情恶化和亲人离去的痛苦，这对所有人都是折磨，之后你就会有动力去改变现实。”阿尔茨海默病堪称目前最难以战胜的疾病之一，致病因素太多，但每种致病因素都不能完全解释致病机制，也一直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最近十多年，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没有批准过任何阿尔茨海默病相关药物。如果不是各国政府还在批准相关的研究项目，人们甚至会误认为科学界已经放弃那些可怜的患者。科学家曾相信可以通过基因研究找到阿尔茨海默病的元凶。但遗传学研究发现，只有55岁以前患阿尔茨海默病的人可以将病因归结为基因，但这个人群的比例很小。除此之外，基因只能算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一种风险因素，就像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一样。
“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线性思维和还原思想在这里碰了壁。”裴
钢说：“身体的所有变化，包括疾病，都可以在分子、基因和细胞水平上找到相应依据，我相信这个推理没有错；但只是分子、基因和细胞水平的这些变化并不能成为这种疾病的充要条件，也就是说，修正这些变化并不总能治愈或缓解疾病。这可能是过去十多年来防治阿尔茨海默病进展不佳的原因之一。”研究阿尔茨海默病15年后，裴钢决定转换方法，而新方法就是有着悠久历史的队列研究。
裴钢在2013年博鳌“生命科学与生命产业”圆桌讨论会上发言。
图片来源：http://www.hi.chinanews.com/zt/2013/0408/30913.html
2015年初，裴钢的研究又到了一个拐点——他不想重复过往，
更不能原地踏步。阿尔茨海默病这时也变成了一个全球问题，当时正在竞选美国总统的希拉里· 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认为美国应该投入至少200亿美元研究阿尔茨海默病，而未来压力同样很大的中国也在想办法。
过往的经验表明，尽管诱因很多，年龄的增加对于阿尔茨海
默病而言仍然是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一个65岁老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大约只有5% ；到了75岁，这个概率就能达到15% ；如果超过85岁，一位老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已经可以达到30%以上。
当然，认知能力的丧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概会持续
6~8年。通常来说，很多人在一定年龄后都会出现轻度认知损害——可能记忆衰退或者方向感变差，这些人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高风险人群。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会慢慢发展为阿尔茨海默病，也有一些人会维持轻度认知损害状态，还有一些人会恢复到正常状态直到老去。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完全相反，他们的认知能力很少衰退甚至比年轻人还好，“我们将这些人称为成功老龄”。
在2015年下半年发布的《合肥共识》中，裴钢和其他多位科
学家指出，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已经陷入三个困境：基于单一假说的药物研究多年来毫无进展；在不同人群、病人和动物模型中单独进行的研究难以进行系统分析，无法得出可靠结论；衰老过程中的认知能力下降和阿尔茨海默病之间的关系极不清晰。裴钢觉得，“应该尽快启动国家阿尔茨海默病研究计划”。
裴钢的灵感来自弗明汉心脏病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这个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5000人规模的队列研究至今已经进行了60多年，科学界对心脏病的很多认识都来自于此。正是依靠这项研究，美国进行了广泛的针对性宣传来倡导新生活方式，医药公司也开发了很多有助于降低血糖血脂的药物，从而让美国的心脏病发病率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拐点。
弗明汉心脏研究改变了队列研究的历史。从上世纪60年代开
始，围绕队列研究写成的论文就以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在增加，很多大规模的队列研究项目——职业病研究、原子弹幸存者寿命研究和美国癌症协会的癌症与吸烟关系研究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要想让队列研究成功，新研究必须了解到阿尔茨海默病发病
过程各个阶段的信息，之后才能科学评估各类风险因素的权重和各种预防手段的效果。但以往的临床研究可以接触到的病例大多集中在中重度阿尔茨海默患者身上，这些患者留给科学家和医生的空间都太小了。
“很多来看病的老年人连子女都不认识了，还有严重的大小
便失禁等问题，家人送他们来医院更多是为了解决后面的问题，而不是为了疾病本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的主治医师岳玲已经和阿尔茨海默病打了9年交道，她知道问题的关键在于医生几乎完全看不到患者发病前的状况，就算是观察，他们都不知道观察的起点应该设置在多少岁：“我们只知道不能在医院等病人，我们要走进社区接触普通老人，观察他们的状况来了解更多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