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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起，
考公、进入体制成为年轻人的就业首选，
2022年国家公务员报考人数超过200万，
“上岸”后安全、平稳的环境成为年轻人新的“乌托邦”。在一些人卯足劲想挤进体制的同时，
一些人却选择离开。
他们也曾挑灯夜战努力走进“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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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对话三位年轻人
一条专访了几位生活在不同城市的放弃编制的人，
有人刚离开就遭遇了疫情；
有人在体制内待到35岁，却毅然辞职；
有人历经波折后，租了1000㎡的院子过上田园生活；
也有人反思离开前该更充分评估自己的能力……
责编：陈子文
生活在1000平方米的花园内，侍花拔草、养鹅养兔、读书画画……是一格现在的生活。“如果没有2015年主动辞职的决定，我现在应该拿着固定的薪水，日复一日，循规蹈矩地打卡上下班。”大学毕业后的一格跟着就业“主旋律”进入家乡小城做农用机械的国企，成为一名品牌策划。“大家都觉得国企单位的工作好像是很清闲、很轻松的，不用干什么事情就能够捧一碗饭吃，但实际上我的工作是很忙的。我需要为各种展会、产品发布会做筹备。”那段工作期间，一格甚至从未赶上公司九点下班的班车，“晚上九十点甚至十一点到家，有的时候实在是困得忍不住了，就先睡两个小时，然后凌晨三点或者四点起床继续做方案，一直到上班的时间再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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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现在的花园居所
“领导有安排了、有变化了，哪怕是在活动的前一刻有变化，你都必须要拿出方案来的。”企业内的“大干一百天”的活动更是加重了“加班文化”，“每天晚上你必须要到10点才能走，谁10点前走了，是很瞧不起你的”。拿着每个月税前四千多块的工资，兢兢业业2年的国企工作后，一格开始在生活里“打转”。同时随着年龄增长，父母希望她和小城里绝大多数女孩一样早日成家，开始给她安排相亲。“出去闯一闯”的念头萌生，2015年，一格提出辞职，即使辞职申请书被领导撕了三次，她也打定了要离开的念头。身边同事的鼓励也让一格对未来充满期待，“其实，体制国企里的很多人也很想跳出去，但是他们已经结婚、有家庭，没有办法说走就走。”她揣着5000块积蓄，离开了体制工作，从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城来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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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出席公司会议
“在体制内的时候我像鱼缸里的一条观赏鱼，我想要去到小河里，只有跳出去。”上海给了她可以大口呼吸的空间。2016年，一格进入上海某大型建筑材料公司。“第一天下班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走。当时领导就跟我说，‘我们这儿讲究效率，你这个做完了就赶紧回去好好休息。’”“当时听到这个，我真的是内心泪如雨下。我居然有一天可以去感受到傍晚的阳光照在我身上。”因为工作努力、业绩优秀，一格转正后得到升职的机会。同时一家深圳的科技公司也向一格抛来了“橄榄枝”，思索再三，她选择南下，与朋友合伙创业，还是负责品牌相关的工作。当时全公司只有她一个女性合伙人，因创业初期条件有限，每天中午一格只能和同事在不大的出租房里站着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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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展会现场活动
创业的艰苦与体制内的安稳形成鲜明对比。随着几份工作的转换，她逐渐发现，职场虽有晋升空间，但却少有主动选择权。“我在27岁那年，考虑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如果创业公司做成了，即便是我在里面获得了经济上的好处，但实际上生活状态也不是可以一直持续的。在我的人生计划里，还是想要结婚、生孩子，那公司对于女性生完孩子后的精力的要求依然是比较高的，那时我可能做不到。”这个决定背后，她也有自己的打算——她想画画做自媒体，依靠自己热爱的事生活。于是，她一个人带着猫搬到杭州，也做好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入”的准备。![]()
一格大学学的平面设计专业，同时她很喜欢画画
工作的这几年断断续续也在画
“由于刚毕业的时候自媒体并不发达，靠画画养活自己有些不切实际，但是这个念头一直存在。”将自己的画作传到网上，逐渐有平台邀请开课、品牌邀请合作。2018年，因踩中了自媒体的时代红利，生活上也宽裕了许多。她选择重新回到家乡小城市定居，将一块1000平方米的荒地，用2年时间改造成自己的花园工作室。院子里种满蔬菜，绘画工作之余，披上粗衣下地栽花、种菜劳作，这是她向往的生活。这几年一格陆续收到出版社的出书邀请，与智利知名童书作家合作书的插画，参与《小王子》、《伊索寓言》等经典童书的插画绘制……“如果可以在人生的修罗场中，获取到一丝个人价值感、命运归属感，那么就是万分幸运的。我就是这样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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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在花园内采摘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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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离开编制工作7年，如今生活更加“自适”。她庆幸自己走出围城，让自我实现更有价值感。“看起来前几年我好像走了一圈弯路，但如果我当初直接从国企出来，直接去画画，后面的人生可能不会走得那么稳，看待社会的角度不会像现在这样成熟。现在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多样人生体验过后的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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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后，肘子听从父母的建议，非常顺利地考进了上海某初中，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特别容易就进了。十五六年前，考教师岗根本没什么热度，男教师的缺口尤其大。不像现在985、211的都招得到，清华北大都有。”肘子进去后，上课、下课、教研活动，生活规律、平淡。如果按部就班，这将是他后面几十年的工作、生活写照。转折发生在2008年。“主要是因为我长期失眠，情况愈发严重。而学校要求教师每天早上7点15就需到校，这对我来说已经有些吃力。而这种‘一眼到头’生活也让我感到疲倦。”于是，他提出了辞职。同样做老师的母亲当时问他：
你为什么要走？
你走了以后想不想回来？你能不能回来？
“当老师的人，没有想过其他生活的场景和路径。”同事们都觉得他很有勇气，但也只限于在一旁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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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后，肘子去读了研究生，期间他将玉雕这一爱好逐渐转化为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途径。2012年研究生毕业，他再次站到就业选择的分岔口。面对“回到体制”还是“坚持爱好”的问题，他对自己进行了阶段性剖析，“我分析了我会什么，我能做什么，把这些要素放进一个篮子里进行‘备菜’，看能呈现一道什么样的‘菜品’。”“之前做老师，工作了近2年几乎没涨过工资，走的时候也没超过4000块。做玉雕，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有2万多。”“那个时候经济环境比较好，大家都想去创业，好像你干什么都有机会，谁都能投个资赚个钱的。”当时正值肘子玉雕事业的上升期，小有名气，成交量稳定，玉雕师成了他新的职业。“想想把这些爱好变成事业的样子，我很憧憬的。甚至可以每天不睡觉，都想去做玉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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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子最初做雕刻出于纯粹的喜欢，因为儿时学习《核舟记》，痴迷于文章中的桃核小舟，便用吃剩的橄榄核开始自学雕刻，一学就是10年“然而生活总不会都是坦途。”2018年，有一天他做着玉雕，突然颈椎完全不行了，抬着头干什么活都酸痛、头晕，就只能躺着，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颈椎废了的那段时间，他反思了很多。有时候也想，不如当时就不离开，在一个比较稳妥的地方熬下去。“当时年轻，对未来缺乏预知，眼光比较短浅，就像一只青蛙，当初离开我本能反应就是这水太烫了，我先要跳出去。但是我没有想过60度的水里面还比较舒适，跳出去就是1000度的铁水。”“不过自己的选择我认的，不认也没办法。”
肘子制作的昆虫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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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肘子结合自己的另一爱好——自然博物，和虫友们成立“大城小虫”工作室，开始在网上及线下做公益性质的昆虫知识科普。自此，“自然博物”成为肘子在玉雕之外的“二次契机”。收集、饲养昆虫，也绘画、制作标本……日积月累，他把自己家打造成了一座小型的“自然博物馆”。近年来，肘子和工作室的同伴做出《上海昆虫1000种》公益科普读物，收录上海昆虫18目、233科、共1000种，让更多人关注到上海本土的生物多样性。每日与虫相伴的生活简单、平淡，让他“在精神上感到知足”。不过，工作室是非盈利性质，无法给肘子带来富足的经济收入。相对应的，他对物质没有太高要求，和妻子在上海一个月的花销可以低到4000元。一件衣服穿十年，“洗一洗还能接着穿”，有时候出门吃一碗拉面、或麦当劳套餐都是“超额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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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出品的昆虫科普手册
从当初辞职的如鸟出笼，到因疾病放弃玉雕，再到因科普昆虫知识找到新的工作意义……回首自己当时离开体制的选择，肘子曾有过不安和反思：“没有充分评估自己的能力，没有充分评估职业的可持续性”。“颈椎废了的那段时间，躺着的我去刷B站、刷一些小视频，铺天盖地都是讲考公、考编的，我才发现这几年考编制这么热。于是我刷视频就会去看看大家心态的变化。大环境不好都想到体制内，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大多数人首先是要活着，没有几个人说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可以不顾自己的生计和家庭去一直往前冲的，毕竟理想主义者是少数。”如今，肘子离开“铁饭碗”已经14年：“虽然有传言说未来教师岗可能也不太好做，甚至有说法是学校会缩编、竞聘上岗、末位淘汰……但是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体制内还是比其它职业更有保障性；但如果我没有去发展自己的爱好也是遗憾的，人是无法避免被这个社会的洪流所裹挟，被趋势所裹挟，甚至是被健康所裹挟的。”“选择是有得有失的，实际无论怎么选择，我可能都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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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考编大省——山东的伊莎贝拉在35岁“高龄”选择辞职，结束10年的体制生涯。从小作为小镇做题家，被父母严格要求、重点培养。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京漂一年后，受体制内父母的耳濡目染，加上父母的多次动员，2009年选择回到老家考入体制，上岸，成为一名安安稳稳的小科员。“现在回想起来，08年那时候，从全国范围看考公并不像现在这般火热，反而是一种较‘平庸’的选择。我们一个班里大约40位同学，选择考公是极少的，选择离开北京回到老家工作更是凤毛麟角。”“在我的印象中，有几位同学通过校招进入了地方的电视台、电台，而且是有编制的，这是很好的去向；大部分同学留在北京，或者在媒体，或者去企业，大家各寻出路，但有一个大原则是尽量不离开北京。”像伊莎贝拉这样通过考试，考回了老家“坐机关”、放弃了自己的新闻专业，在同学们看来是很惋惜的事情。![]()
“2012年之前，工作特闲， ‘一台电脑一杯茶’，我记得我一星期就通关了植物大战僵尸，五天就看完了整整76集《甄嬛传》。”如此这般，混了十年，从小科员变成老科员。在她看来，体制内的工作，对于年轻人来说像一把双刃剑。一面是稳定、旱涝保收，对于女性更具有优势，适合生育、照顾孩子。“其实我是对体制充满感激之心的，在体制内的这10年，确实我连续生了两个孩子，怀孕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照顾你，享受到的更多的是某种集体的温暖。”另一面，也一定程度上消磨年轻人的斗志，平时多做重复性、事务性的工作。“大家似乎觉得考进去了就很容易提拔升官，但我工作了十年再回头看，年轻人的上升渠道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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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个年头，伊莎贝拉开始感到挫败，虽然得到过同事、领导的夸奖，但工作内容和职位仍在原地踏步。十年的工作经验依然让她在领导所谓的进步上“摸不到门道”。“人人都教育你，要听领导的话，要好好工作，可这进步，到底是个咋进法？琢磨十年了，至今也搞不明白。”“我工作五六年之后，除了写材料还有些技术性，每天大量的具体工作仍旧是给领导洗杯子擦桌子、打扫办公室卫生，接、打电话下通知，以及迎来送往各种检查等等。”
“套子”般的生活，也让伊莎贝拉感到压抑。“不能张扬，不能有奇怪的想法，不能做出格的事、说出格的话，想领导所想，规矩地完成领导交代的内容就万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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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离开的念头萌发。因为日常需要给领导写材料，伊莎贝拉练就了较好的文笔。孩子出生后，想要赚点外快补贴家用，她尝试给自媒体写稿，从开始的一个月一两篇，后来渐渐熟练。逐渐地，离开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当她与家人流露出换工作的想法时，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他们毕竟是一辈子在体制内生活的人，对这种生活既熟悉又充满依赖，他们完全无法想象拼命复习才考上的公务员，说不要就不要了？”“我迟迟不敢下定决心。要知道，在我们山东，丢掉公务员铁饭碗无异于脑子进水、失心疯了。”经过2年的反复考虑，伊莎贝拉选择先斩后奏，局长震惊的表情成为她辞职那天印象最深的一幕。2019年她递交辞职报告，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
辞职后她经过一个多月的不适期，很快习惯了自由和自我管理的生活。“总体来说辞职后的生活是规律的、自在的。我最庆幸的是，工作与热爱是高度吻合的，这让我在每写一篇稿子时都充满欣喜，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离开编制工作不久后，2019年底疫情爆发，大环境萧条，各行业都面临挑战，“朋友圈里大概很多人想问我，却又不好意思问——你辞职后悔了吗，你现在过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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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莎贝拉看来，跳出编制是一种选择，留在体制内的人，虽然没有做任何动作，依然是一种重大的选择。“不是我在选择，而是所有人都在选择”。无论怎么选，天都不会塌下来，人也饿不死。“无论是体制内还是外，在社会关系里不存在绝对自由。只有保持热情、好奇与想象，才能让人不僵化，这种东西与体制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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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已经4个年头，她也更加确定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喜欢且有意义的，对自己也是很好的情绪滋养。至今，身边的亲戚、朋友仍不理解她放弃“铁饭碗”的行为。体制外生活也并没有彻底换了活法、放飞自我，而依然是撰写文字之余围绕着家庭，过着日复一日的平凡日子。“大家都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被时代的巨浪裹挟，有人飞升，有人下堕，大部分事情由不得自己。但在选择的那一刻，听听自己的声音，尽量做一个好人，这大概是潮水里的我们唯一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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