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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汇率的日间实际波动幅度来看，尽管在央行扩大汇率波动幅度后的初期，日内汇率波动幅度一度有所提高。但从更长的时间来看，人民币汇率的实际波动幅度与官方宣示的波动幅度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联系，甚至连正相关关系都未必存在。比如，在官方给定的汇率波动幅度为2.0%的期间（2014年4月至2017年7月[这里不考虑汇率波动幅度调整发生的月份。下同。]），人民币汇率的平均波动幅度不到0.6%。而在此前官方给定的汇率波动幅度为1.0%的那段时间（2012年5月至2014年2月），人民币汇率的平均波动幅度却接近0.8%。
如果进一步从汇率波动率来看，更大的汇率波动幅度也并非意味着更高的汇率波动率。数据显示，汇率波动率与官方设定的汇率波动幅度之间几乎不存在明显关联。在官方给定的汇率波动幅度为1.0%的时期（2012年5月至2014年2月），人民币汇率的平均波动率为0.0148。而在官方给定的汇率波动幅度为0.5%的期间（2007年6月至2012年3月）里，人民币汇率的平均波动率为0.0156，反而高于波幅为1.0%的时期的波动率。
从即期汇率走势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和波动幅度，与即期汇率走势之间也没有明显关联。2014年3月至2016年12月，人民币汇率波动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特点，而人民币大体呈现出贬值趋势。2006年8月至2008年7月，人民币汇率波动率逐渐上升，而人民币呈现升值趋势。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率与即期汇率的升贬值趋势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内在关联。同时，长期来看，人民币波动幅度的历次调整，也并未影响当时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总体趋势。
由于汇率波动幅度与波动率之间没有直接关联，尽管我国的汇率波动幅度已逐步扩大到了2%，但汇率波动率却仍然远远低于国际主要活跃货币的水平。2017年1至7月，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平均年化波动率仅为0.0278，远低于美元兑日元的0.1196和澳元兑美元的0.0988，甚至还显著低于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新加坡元，仅高于实行联系汇率制的港币的0.0033。
由于汇率的波动率较低，我国相关主体对避险的需求也不够强烈。国际清算银行提供了主要币种在OTC市场上的外汇衍生品日均交易量。如果用这一交易量除以当年各货币发行国的贸易总额、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外对国内直接投资金额之和，以此衡量外汇避险覆盖率，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的外汇避险覆盖率虽有所提高，但横向比较仍然偏低。2007年，我国的外汇避险覆盖率仅为0.04%。到2016年，这一比率已经提高至1.00%。然而，从横向比较来看，2016年在笔者可以得到相关数据经济体中，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避险覆盖率最高，分别为17.0%和16.4%。而中国的避险覆盖率仅接近1.0%。
偏低的避险覆盖率，使得各方对人民币汇率存在强烈的“浮动恐惧”，不利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只有发展衍生品市场，提高外汇避险覆盖率，才能帮助企业管理汇率风险、克服浮动恐惧。而对于衍生品市场来说，重要的是波动率，而不是浮动区间。
历史数据显示，人民币即期汇率的波动率紧随中间价波动率而变动，而与浮动区间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要使人民币即期汇率实现灵活波动，有赖于建立更为灵活的中间价形成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