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黄宗江忘不了在文章中开开老伴阮若珊的玩笑。一九三八年，阮若珊从沦陷的北平贝满教会中学，奔向太行山根据地，见到刘伯承。刘伯承问阮若珊：“小同志，你到了这里想学什么啊？”黄宗江妙笔生花写道：“那贝满之贝娇声地回答是：英文！”刘帅大笑。
认识黄宗江，知道他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中，有周汝昌、黄裳。巧的是，我后来与他们二位都有了往来。
与黄裳结识于一九八七年，二十多年间，往来颇多。为他编选《来燕榭书札》时，我写过一篇黄裳印象，题为《看那风流款款而行》，作为该书序言。里面我写到，黄裳寡言，文笔却五光十色，变化无穷。他很少外出演讲。不过，我在郑州主持越秀学术讲座期间，一九九九年六月，特意邀请他和姜德明两位藏书家，分别从京沪两地前往郑州，做了一场关于《藏书与书话》的讲座。黄裳由陆灏兄陪同，姜德明由我陪同。黄裳话少，自然由姜德明先生主讲。两位先生联袂出场，也属难得。
黄裳健在时，我先后为他编选《黄裳自述》、《来燕榭集外文存》、《来燕榭书札》、《劫余古艳》等书。二〇一九年将是黄裳百年诞辰，我找出他的来信一百余封，交由大象出版社列入“大象名家珍藏系列”出版，正好与他的《劫余古艳》相呼应，也是了却一个心愿。
周汝昌也是“居京琐记”作者。最后与他往来，是在征集《来燕榭书札》之际。自五十年代开始，周汝昌与上海的黄裳来往通信，大多与《红楼梦》相关。周汝昌的字迹难认，只能录好后，送去请他校订。早在八十年代，周汝昌的视力就不好，写来的信，字都写得颇大。
九十年代末，他的视力更不如从前。好在老人极其认真，一封一封费力校订，现在想想，真的令人感动。老人二〇〇二年去世，《来燕榭书札》二〇〇四年才得以出版，他未能看到此书出版，真是对不住他。我想，在“先生们”里，应该写写他，虽然我们往来不深，可是，他对晚辈的厚爱与谦恭，难以忘怀。
我于一九八七年秋天调至《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大地”副刊的杂文编辑，与黄宗江的来往更多了。
1986年与舒展先生结识于庐山，合影之一。
1986年与舒展先生结识于庐山，合影之二。
我调至人民日报文艺部，得感谢舒展先生。一九八六年，舒展与我受邀前往庐山，为那里举办的江西青年写作爱好者讲习班授课。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房间，聊得非常投机。他问我，愿不愿意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回答：当然愿意。经过一番折腾，一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我成了“大地”副刊的一员，一干就是二十九年，直到去年十月退休。
舒展本行学的是戏剧，一九五〇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可是，写作才是他的酷爱。五十年代，他在《中国青年报》编辑“辣椒”副刊，因为发表一些被认为“不合时宜”的讽刺文章，而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文革”平反之后，他从《中国青年报》调至人民日报文艺部。结识他时，他住在三里屯附近。我们家当时也在三里屯，不时去看他。舒展健谈，听他讲述一些文坛的诸多是非往事，听他将对“新基调杂文”的批评，我对杂文界的事情多少有了一些了解。
作为杂文家，舒展却在八十年代最早提出“钱锺书文化昆仑”的概念。他编选一套《钱钟书论学文选》 ，由广东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编选期间，他与钱锺书往来书信频繁，不时拿来让我看。这套文选，新增加钱锺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可谓功德无量的事情。
来到文艺部，第二年秋天，我们江西鹰潭组织一次笔会，邀请黄宗江、邵燕祥、牧惠、刘征、韩少华等一行人参加，分管副刊的副主任舒展，同事常莉、李纳等一起前往。
这是一次开心无比令人难忘的笔会。
1988年与舒展、邵燕祥、牧惠等漂流龙虎山。
韩少华寄赠龙虎山留影。
韩少华寄赠龙虎山留影照片背后的留言。
1988年武夷山之行。
我们第一次走进龙虎山——《水浒》开篇所写的地方。当年旅游尚未开发，游客极少，难得的清净。参观张天师道观，沿河漂流，美不可言。同行的部门同事李纳女士，有的人以为她是毛泽东的女儿，总在一旁指指点点，也是一件趣事。
离开龙虎山，我们前往武夷山。黄宗江等我们一行人爬山。舒展此时学戏剧的才华开始呈现，他大声问身边游客，你们知道黄宗江吗？他是《柳堡的故事》的作者。然后，他放开喉咙，高声大唱插曲《柳堡的故事》。随着他唱，我们几位，也跟着高歌一曲。一时间，武夷山飘荡回音。
回到北京，我们送黄宗江回家。才知道，当时他住在什刹海的一个胡同小院里，见到了鼎鼎大名的阮若珊。多年之后，读文章才知道，那首脍炙人口的《沂蒙山小调》，是阮若珊作词。几年之后，他们离开什刹海，搬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退休老干部的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