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那么为什么用worship（崇拜）一词呢？张申府1928年写的一篇评论回答了这个问题。罗素1903年曾写的一篇《自由人的崇拜》的短文张申府的这篇文章取了同样的题目，是对罗素这篇文章的精华的提炼和思想的捍卫。尽管直到张申府从法国回来，直到他离开GCD，直到他目睹了1927年社会革命的失败，他才翻译了这篇重要的原文，但是，张申府的这篇评论表明他很多年以前就读了并喜欢上罗素的《自由人的崇拜》。
1928年1月15日。以上海为基地的杂志《世界》发表了张申府的这篇评论《自由人的崇拜》，25年前罗素以同样的名字撰文描绘了他的一场个人精神危机。
罗素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孤独困境中的人的作品。罗素4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由他的祖母抚养，祖母时而是长老教的信徒时而又是一神论的信徒，她在道德上从未怀疑过上帝的声音。罗素的第一个妻子，热情的奎克·爱丽丝·史密斯，也没有怀疑过宗教。但是少年时期的数学家怀疑宗教。1890年罗素怀着自然神论的信念到了剑桥。但是，呈现在眼前的却是拥有亨利·易卜生、尼采、奥斯卡·王尔德等的现代世界。
1903年，罗素和爱丽丝在意大利度假，此时他与妻子的感情越来越糟。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了《自由人的崇拜》，笔法从容，充满神韵，热情洋溢地表现出在对数学法则与物理法则统治的世界信仰。罗素说：“真正的自由崇拜的是尊敬我们所感知的天堂。”
1920年，张申府也面临着精神危机，即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罗素的话是特别及时的。张申府认为：
“自由人就是自由思想的人。自由人的崇拜就是超脱一切宗教偶像，超脱一切无可如何的自然之力，而只崇拜那自己在思想上所自由创造的特别是至高而独立的理想：真美圆满。”
张申府的精神危机不同于罗素的基督教的危机。危机不是围绕基督教的，而是围绕孔子、妇女、个人自由和用自己的智慧为真理做界定的权利。
1920年，当罗素准备离开中国，将要失去与罗素进一步交谈的机会时，他请求罗素送给他一张签名照片，提醒他“自由崇拜意味着什么”。到1928年时，张申府对教条式的信仰越来越失去耐心，特别是对马列主义的教条的信仰。
1983年2月。张申府向他女儿张燕妮口述了一篇短文“我对罗素的了解和赞美”，希望这篇短文能够作为他的关于罗素文集的序言。我是在张申府去世两个月之后读到这篇文章的原稿的。其间，由于出版社对利润压力的考虑，这本书暂时被搁置起来。
但是，这篇文章却让我有了进一步的收获，他帮助我直接理解“自由人的崇拜意味着什么”，在文章中，自由崇拜的概念只能被拐弯抹角地涉及，不能像1928年那样明确地使用宗教和打破偶像崇拜的用语，相反，他给文章取了非常谨慎的题目。但是尽管采取这种谨慎的办法，而表达的意义是一样的。他的这篇1983年的文章和他在1928年发表的文章都坚信对罗素的发现，把罗素作为重要人物和思想者来敬仰。
张申府自由崇拜的故事开始于1913年，这时他是北京大学预科班的学生。是在与书的结缘中，年轻人的精神被唤醒了：
“1913年，我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这个时期的北大图书馆只是个藏书楼，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第二年，我考入北大本科，藏书楼也开始辟出阅览室来了，西文书摆在阅览室四周的书架上，平常总是锁着，中文线装书则放在楼上。对于我，因为经常来这里，和管理员十分熟悉，所以，我就恣意快读。那时书本来无多，除了工程书籍外，几乎架上的书我都翻看过。一天。我发现一本十分有意思的书。这是一本精装书，1914年美国出版，书名为《我们的外界知识》，是英国罗素所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新意，又接连看了两遍，由此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次偶然的机遇就这样发展为一种激情。张申府不满足一本罗素的书，他渴望读更多的罗素的作品。芝加哥公开法庭书店所编的杂志为张申府了解罗素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书店编有两个期刊《一元家》与《公开法庭》，这两个期刊经常登罗素的文章，这是我最喜欢读的。”
罗素著有哲学著作，《一元家》与《公开法庭》登载的文章不能满足张申府这方面的兴趣。沿着从抽象到表象的思路，罗素出版于1912年的著作《哲学问题》深深地吸引了张申府。这本小册子是一家受欢迎的出版社出版的，目的是扩大现代哲学读者面。书中简洁、智慧的哲学观点是罗素奋斗了十年的结果。
这时的张申府已是北京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主攻的课程是数学。在罗素的《哲学问题》的帮助下，张申府对逻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罗素的朴素、流畅的文章让张申府以新的眼光看待哲学。鉴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陈旧，哲学应当成为科学研究的课题。毕竟，罗素把哲学和数学结合在一起。
七十年以后，张申府在回忆《哲学问题》如何让他追随罗素、如何决定成为一个哲学家时说：
“在《哲学问题》一书中，罗素先生举例道，画家想要知道事物的外表，而实际的人则想要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哲学家比实际的人更强烈地想要知道它的本质。按照罗素的意见，研究哲学不是为了寻找那些问题具体的、确定的这样或那样的答案，如同物理学家所做的那样，而只是为了这些问题本身。因为这些问题扩大了我们所使用的那些概念的范围，丰富了我们智慧的想象力，并且减少了我们的‘独断的自信’。据罗素说，这种自信，常常使我们的心灵无法进行正确的推理，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由于哲学思维的对象——宇宙总体——是非常伟大，所以我们的心灵也变得更加伟大。用我们一般容易理解的语言来说，我们就可以获得真理，而这真理乃是伟大的、客观的绝对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罗素的理解促使张申府把精力从数学转到了哲学，他大量地阅读和翻译罗素的作品。在1919～1920年对罗素的兴趣形成期间的14个月中，他撰写、翻译、评注有关罗素的文章有14篇。尽管张申府没有把邀请罗素到北京归功于自己，但是他创造了一种对作为哲学家和活动家的罗素欣赏的氛围。
1920年10月8日。罗素偕同好友勃拉克女士到上海，张申府前去欢迎他们。此时的他，已经计划同船与刘清扬（张申府的夫人，译者注）、蔡元培前去法国。出发前的一个半月证实了张申府对罗素的炽热的敬仰，在上海与罗素见面后，11月，在北京张申府与罗素又见了面，他们彼此尊重直到1949年，尽管他们后来从未见过面。
对张申府来说，罗素的声音是令人激动的。1920年张申府有机会听罗素亲自讲解他的哲学，这次经历给年轻的中国哲学家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他说：
“罗素的演讲平易畅达，语皆中的，既富有充实的逻辑性，又幽默诙谐。在分析问题时，罗素深入浅出，说理透彻，有时也未尝无刺，但却不酸不刻，读来听去，使人发生快感。他的讲话很像玉泉山水，爽人宜人，清冽甘脆。”
张申府自称是罗素和中国读者之间的桥梁：
“有些现代的新学说新人物都是我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个翻译的，后来都流行了，特别像罗曼·罗兰、罗丹、罗讷·巴比塞、伊本讷兹，等等都是。以后大大同情中国的罗素尤其是一个。这是我对于国家的一种贡献，我深自引以为光荣。现在不惮在这儿附带广播给大家。但我当然更不会说在这宇宙上有什么重要意义。”
1983年2月。在《罗素：现代生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一文发表37年之后，张申府谈及自己对国家的贡献时，少了迟疑，也少了关心，更多的兴趣是在罗素哲学对自己的影响上。在他向女儿做口述时，张申府对罗素一如既往的敬仰。从这篇口述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位80岁老人的一种强烈的自我判断的愿望。
“一个大哲学家必然知识渊博；必然有所创辟；必然深切关心人生问题，而且有一个新的高尚的人生观或人生理想。这三个条件，可以说罗素无一不充分具备。综述罗素的一生，他不仅是伟大哲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理论家。他拥护正义自由，显扬科学理性，反对纳粹法西斯，对中国一往情深。尤其应该说，罗素以他伟大的造诣开创了世界的哲学新潮流，是树立哲学的一代硕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