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若放在平常，势孤力单的反对派大概很快就会被人多嘴杂的多数派说服，但这次偏偏赶上这位不是个等闲之辈。拉比以利以谢·本·豪尔卡诺斯是那个时代犹太伟人中的伟人，他临死时曾说：“大海为墨，世间芦苇为笔，天下人做抄手，也写不尽我胸中的律法。”很有点像咱们中国人常用的“决东海之水”、“罄南山之竹”的比喻。想说服这样一位人物自非易事，但他想力排众议却也不现实。就这样，双方整整吵了一天，仍无结果。
拉比以利以谢见僵持不下，便放出了杀手锏。他指着门前的一棵角豆树说：“如果律法与我一致，这棵角豆树将为我作证。”话音未落，只见角豆树连根拔起，飞出几十米之外。然而众贤哲并不买帐，说：“草木无知，无权作证。”
拉比以利以谢又指着门前的一条河流说：“如果律法与我一致，这条河流将为我作证。”话音未落，只见河水浪子回头，滚滚倒流。然而众贤哲仍然无动于衷，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河水无权作证。”
拉比以利以谢又说：“如果律法与我一致，这经堂的四墙将倒塌下来。”话音未落，经堂四面的墙壁果然开始倾斜，眼看着就要房倒屋塌，将众贤哲埋葬在内。拉比以利以谢出这么个损招，大概是不忿众贤哲对他的前两个奇迹不理不睬，心想这次要砸死你们了，看你们还敢不敢掉以轻心地说：“无权作证。”
此时却见另一位大圣人——拉比约书亚站了起来，对着墙壁大声训斥，说：“贤哲们讨论律法，关你这墙什么事？！”结果这墙不敢再继续倒，因为惹不起拉比约书亚；同时却也不敢直回去，因为拉比以利以谢也不是好招惹的，所以这经堂的墙就这么斜立着。
拉比以利以谢招法用尽，不得不搬出了终极权威——上帝。只见他对众人说：“如果律法与我一致，那么就让上天来证明吧。”
于是有神音从天上发出，说：“你们为什么要与拉比以利以谢争执呢？律法明摆着都是与他一致的。”
此时那位刚才与墙抗争的拉比约书亚又站了起来，他引用了《圣经》里的一句话，对着上天大声抗辩道：“这律法不是在天上！”
这话的意思是：当初在西奈山顶，上帝已经将律法传给了摩西，而且说清楚“若有争执，则少数服从多数”，所以神音从此失效，不再有一锤定音的权威。
据说事后有人遇见先知以利亚，问他那天天上的情形，以利亚说：上帝闻言开怀大笑，说：“我的孩子们驳倒了我，我的孩子们驳倒了我。”
不过，推翻了上帝权威的贤哲们并未就此罢休，他们投票公决，把大圣人拉比以利以谢赶出了教门，而且把他裁定为洁净的东西都搬出来烧掉，上演了一出犹太版的焚书坑儒。
我们说犹太思维是用“求真”的方法去“求道”，就是说拉比犹太教所关注的主要领域跟儒家思维是一致的，他们都关注人世间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力图身体力行地解答“怎样去做”的问题，从而实现更为完美的人格与社会建设。
这种关注来自于两种传统“生于忧患”的相似历史背景：儒家思想与商周两朝末期的动荡局势密切相关，拉比犹太教则是第二圣殿被毁的犹太历史灾难的直接产物。这
两种传统其实都在探讨“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这样一个灾难谜题，并且都相信正确的行为会使人类避免灾难的发生，在这两种哲学的深层都存在着严重的忧患意识和焦虑情绪。
不过跟儒家思想不同的是，
拉比犹太教在产生时受到了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圣经》犹太教传统流传下来的大批宗教经典；一个是亚历山大东征时给以色列地区带来的希腊哲学和文化。
希腊化时期使得犹太人熟悉了求真式思维的基本模式——思维被看作是对客观真理的正确反映，形式逻辑则被用来规范这种反映。不过犹太人不像希腊人那样对自然有兴趣，而且圣殿被毁显然也跟大自然没什么关系，而是跟《托拉》——前代流传下来的犹太教经典的总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托拉》就替代了客观世界在希腊哲学中的地位。
所以，
犹太思维不是探索客观世界里的真理，而是探求经典中的真理，探求出来的不是哲学或者科学，而是一种被称为“口传托拉”的新经典。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犹太思维是一种“求经式思维”。
在这里，经典代表最高权威
，就好象希腊式思维中客观世界的权威性一样。因此，在“蛇炉之辩”中我们看到一旦引用《圣经》，就连上帝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